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意思翻译及赏析

原文

山石

韩愈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词句注释
⑴山石：这是取诗的首句开头二字为题，乃旧诗标题的常见用法，它与诗的内容无关。
⑵荦（luò）确：指山石险峻不平的样子。行径：行下次的路径。微：狭窄。
⑶蝙蝠：哺乳动物，夜间在空中飞翔，捕食蚊、蛾等。这是写山寺黄昏的景象并点明到寺的时间。
⑷升堂：进入寺中厅堂。阶：厅堂前的台阶。新雨：刚下过的雨。
⑸栀子：常绿灌水，夏季开白花，香气浓郁。这两句说，进入厅堂后坐在台阶上，这刚下过的一场雨水该有多么充足；那吸饱了雨水的芭蕉叶子更加硕大，而挺立枝头的栀子花苞也显得特别肥壮。诗人热情地赞美了这山野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⑹佛画：画的佛画像。
⑺稀：依稀，模糊，看不清楚。一作“稀少”解。所见稀：即少见的好画。这两句说，和尚告诉我说，古壁上面的佛像很好，并拿来灯火观看，尚能依稀可见。
⑻置：供。羹（gēng）：菜汤。这里是泛指菜蔬。
⑼疏粝（lì）：糙米饭。这里是指简单的饭食。饱我饥：给我充饥。
⑽百虫绝：一切虫鸣声都没有了。
⑾清月：清朗的月光。出岭：指清月从山岭那边升上来。夜深月出，说明这是下弦月。扉（fēi）：门。光入扉：指月光穿过门户，照时室内。
⑿无道路：指因晨雾迷茫，不辨道路，随意步行的意思。
⒀出入高下：指进进出出于高高低低的山谷径路的意思。霏：氛雾。穷烟霏：空尽云雾，即走遍了云遮雾绕的山径。
⒁山红涧碧：即山花红艳、涧水清碧。纷：繁盛。烂漫：光彩四射的样子。
⒂枥（lì）：同“栎”，落叶乔木。木围：形容树干非常粗大。两手合抱一周称一围。
⒃当流：对着流水。赤足踏涧石：是说对着流水就打起赤脚，踏着涧中石头淌水而过。
⒄人生如此；指上面所说的山中赏心乐事。
⒅局束：拘束，不自由的意思。靰（jī）：马缰绳。这里作动词用，比喻受人牵制、束缚。
⒆吾党二三子：指和自己志趣相合的几个朋友。
⒇安得：怎能。不更归：不再回去了，表示对官场的厌弃。

翻译
山石峥嵘险峭，山路狭窄像羊肠，蝙蝠穿飞的黄昏，来到这座庙堂。
登上庙堂坐台阶，刚下透雨一场，经雨芭蕉枝粗叶大，山栀更肥壮。
僧人告诉我说，古壁佛画真堂皇，用火把照看，迷迷糊糊看不清爽。
为我铺好床席，又准备米饭菜汤，饭菜虽粗糙，却够填饱我的饥肠。
夜深清静好睡觉，百虫停止吵嚷，明月爬上了山头，清辉泻入门窗。
天明我独自离去，无法辨清路向，出入雾霭之中，我上下摸索踉跄。
山花鲜红涧水碧绿，光泽又艳繁，时见松栎粗大十围，郁郁又苍苍。
遇到涧流当道，光着脚板踏石淌，水声激激风飘飘，掀起我的衣裳。
人生在世能如此，也应自得其乐，何必受到约束，宛若被套上马缰？
唉呀，我那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怎么能到年老，还不再返回故乡？

创作背景

《山石》的写作时间历代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韩愈离徐州去洛阳的途中。当时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赏析

题目“山石”不是本要专门抒发的内容，而是取首句的头两个字而已。这是一首记游诗，按时间地点依次写来，全诗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芭蕉叶大栀子肥”，写黄昏到寺所见景色。“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首句写寺外山石的错杂不平，道路的狭窄崎岖；次句写古寺的荒凉陈旧，到黄昏时众多的蝙蝠窜上飞下，纷纷攘攘。仅此两句，就把整个深山古寺的景色特征突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以下两句是入寺坐定后所见阶下景物：芭蕉叶子阔大，栀子果实肥硕，是新雨“足”后的特有景致，读之令人顿觉精神爽快。

第二部分从“僧言古壁佛画好”至“清月出岭光入扉”，写入寺后一夜的情景。这里一部分先写僧人的热情招待，先是主动地向客人介绍古壁佛画，兴致勃勃地擎着蜡烛引着客人前去观看。“稀”字既道出壁画的珍贵，也生动地显露出诗人的惊喜之情。接着写僧人的殷勤铺床置饭，“疏粝亦足饱我饥”，一见僧人生活的简朴，二见诗人对僧家招待的满意之情。后两句写夜深入睡，“百虫绝”从反面衬托出深山古庙虫鸣之盛，直到夜深之后才鸣声渐息。“清月出岭光入扉”，很有李白“床前明月光”诗句的意境，使人有无限静寂之感。

第三部分从“天明独去无道路”至“水声激激风吹衣”，写晨去的路上所见所感。雨后的深山，晨雾缭绕，曲径萦回，以至分不清道路，高低难行。一个“穷”字，写出诗人奔出雾区的喜悦。接下去描绘脱离雾区，在一片晴朗中所见到的秀丽山景：峭崖上红花一片，山涧下碧水清清，更有那挺拔粗壮的松、枥树时时跃入眼帘。“时见”二字看似平常，实有精确的含意，它表明这些松、枥树不是长在一处的，而是诗人在行进中时时见到的。如此便把景色拉开，使读者的意念像跟着诗人行走似的一路领略山中风情。下两句写新雨后的山涧，水流横溢，激溅奔泻，致使诗人脱去鞋子，提起裤管，小心翼翼地在溪流中移进。山风阵阵，牵衣动裳，使人有赏不尽的山、水、风、石的乐趣。这里景色丰富，境地清幽。所以诗写到此，很自然地引出最后一段。

第四部分从“人生如此自可乐”到最后，是抒写情怀。韩愈在长期的官场生活中，陟黜升沉，身不由己，满腔的愤懑不平，郁积难抒。故对眼前这种自由自在，不受人挟制的山水生活感到十分快乐和满足。从而希望和自己同道的“二三子”能一起来过这种清心适意的生活。这种痛恨官场、追求自由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看似平凡，实际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突出的特点是巧妙地运用了赋体中“铺采摛文”的手法。所谓赋体的“铺采摛文”，就不是一般地叙事状物，而是在记叙的过程中兴会淋漓地、铺扬蹈厉地状写事物，绘景抒情，使之物相尽形，达到辗转生发的艺术效果。《山石》诗便是如此。无论是开头部分的黄昏到寺，还是其后的歇寺、离寺，先后按时间推移，把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所做所为、所见所闻、交待得清清楚楚。而这些事都是日常的平凡之事（像入寺、坐阶、看画、铺床、睡觉、晨起登程等）；客观之景（像大石、蝙蝠、芭蕉、栀子、月光、晨雾、山花、涧水、松枥等）就像一篇记事的日记一般，没什么奇特之处。然而诗人却在这些无甚奇特的事物中，洋溢着真挚之情，状写出美妙之景，从而生发出无限的诗意。如“黄昏到寺蝙蝠飞”，虽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也无雕饰的词语，但却十分有力地烘托出深山古寺在黄昏中的气氛，使人如见古寺之荒凉，环境之沉寂。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种美妙的诗意。再如“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又是一幅多么优美的图画。水声激激，风扯衣衫，一位赤足的人在溪流中上下小心踏石过流，其神其态，其情其趣，使人对这幅充满诗意的“山涧行”的图画，产生无限生趣。这就是诗人“铺采摛文”笔法所升华出的功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像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靰”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出来。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后世影响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王晋卿所藏着色山二首》其二）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常据郡望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世称之为韩昌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诗与孟郊并称“韩孟”。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