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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我去做保安

作者：常青更新：2015-11-29 12:02 字数：4654

    我让爹到车站接我的时候别忘了带包烟来答谢司机。司机是个好人，我在路边接连拦了几辆开往阜宁方向的车，没有一辆肯停的，司机还骂，骂的几乎是一样“ 狗日的，瞎了眼” “ 白痴”“脑神经”。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傻子。当我拦到第七辆的时候，碰上了这个好心的师傅，我简单地向他说了我被偷的遭遇，幸亏我和他的口音一样，他相信了我的话，他同意把我带到阜宁，还主动把他的手机借给我与家人联系。

    日落时分，汽车才进站，爹一瘸一拐的，远看去像是在失去外力作用下的陀螺，摇摇晃晃，似倒下，又努力地拗起，如此循环反复着。爹在车站的停车场上很是醒目。我把爹递给我的两包十块钱的红南京烟硬塞给了司机，司机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了三十元车费，我再塞，他勉强收了一包。我把另一包烟撕开，散给了三三两两下车的乘客。最后还剩两根，爹一根，我一根。爹也没忘了当面给师傅说上一些感谢之类的话。我很是感激。

    爹掉头问我，行李呢？我说也没了。爹笑，说我撒谎。我说，这回是真的。我撒谎是出了名的。老师恨透了，我撒谎有模有样，一般人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在当地出了名。只有我爹知道我撒了还是没撒。爹追问，警察再怎么，也不会要你的行李啊？我说我那时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连整个人都保不住了，还能想行李吗？爹仍是说我撒谎，我说你实在不信，问去。问谁啊？爹一口咬定说，你真是在撒谎！

    爹也吃过警察的亏的。不是乘警，是乡里的警察。我没少斥责过他多管闲事，他还一直不服，总以为自己是个小学教师，有点文化，能把理摆平。结果吃了哑巴亏。

    想起这事，我就恼，就想日他狗日的警察他娘。村里李大宝买了辆中巴开县城，使我们这个与外面隔绝多年的村庄与外界有了联系，逢年过节方便了在县城工作的村民子弟。村民们还把新鲜的蔬菜和刚上市的稻米﹑ 麦面，按季节往他们在城里生活的子女那儿带，老人们去县城看孙子自然也勤多了。李大宝给村民带东西从不收费，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镇上的赵芝雄也有辆开县城的中巴，为了吃村里的客，每天都要从镇上开到村里逛一圈，走一路按一路喇叭，很是张扬。李大宝气不过，发动人把赵芝雄的车堵在村口。赵芝雄也不是省油的灯，家就住在小镇上，近水楼台，便仗着自己的势力大，根本不把李大宝放在眼里，两家常常弓拔弩张地对峙。乡里的警察明地里是调解，暗地里为赵芝雄撑腰。李大宝好汉不吃眼前亏，联络了一些要好的村民，说是要好也就是平时经常用得着他的车带带东西，乘车时图过方便的那些人。李大宝的逻辑很简单，有你赵某就没我，你是欺到我头上来的，再说了我搞得比你早，我家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上厕所还有个先来后到，世上哪有这样竞争的？他准备将赵芝雄的车彻底搞瘫，省得以后烦神。经他这一推理和鼓动，村民一呼百应，大家就等李大宝的信号。

    一早，赵芝雄的车又大摇大摆地进了村，李大宝的车喇叭声顿时怪叫起来，一听到喇叭声，村民们一起涌向了老村部。李大宝一声“上”，村民们把赵芝雄的车抬了起来。中巴乖乖地俘虏了。赵芝雄的手机发挥了作用，乡里警察的车一路呼啸着进了村，老人和小孩从未见过这阵势，纷纷在路边张望，大些的孩子追着车跑，小些的看大的跑，也在后面跟着跑，跌跌趴趴，哭哭啼啼。老人要蹲下拽小的，又要抬头骂大的。紧随其后的一辆大巴车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保安，据说是从县里抽调来的。村民们懵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警察，根本不知道一下子从哪冒出这么多的天兵天将，仿佛在梦里。他们心想，我们闹矛盾，关你警察什么屁事。男人们见过世面，不敢轻举妄动了。倒是一帮妇女不够冷静。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还愣着干什么，把这鸟车惯了。”村民受了鼓动，一起冲上中巴。派出所长一看形势不对，警告两次，作用仍是不大。只见他大手一挥，果断实施应急预案，警察和一帮保安也上了，分工很有组织性，两个警察一个村民，看到谁扔谁。车上的赵芝雄借机重又发动了中巴，中巴冒着黑烟，发出沉闷的喘息声，只是开不上前。

    爹是瘸子，不在人群里，他懂些法的，只是在远处观望。这时，只听见“咕隆”一声，一个妇女从村排灌站的闸台上跳下了水。爹一看人下水了，就使劲喊了起来，“有人跳水了，不能打了”。所长一听有人还在远处嚷，大概又是扇风点火的，很是气愤。警察们更火了，开始抓人，一场恶斗就在突然之间开始，也在突然之间停息了。村民们作鸟兽散，一会不见踪影。警察的衣服撕了，警帽打掉在地上，踩了。连警车的玻璃也被砸了个大洞，碎玻璃散落一地。爹根本无法跑，他和一个年纪稍大的村民被警察抓到了乡里。王京海是我邻居，他一看人抓走了，忙把情况通过电话告诉了我，接他电话的当儿，还能听到村民们围堵乡政府的大门大声嚷嚷的声音。

    我知道事态的严重，再三拜托王京海请我表哥去找在报社工作的三爹。我给三爹也打了电话。三爹的干预多少还起了些作用，警察有条件放人，一要必须交出幕后的指使者，二要赔偿损坏的玻璃。爹坚持说他什么也没看清楚，场面很乱，究竟谁打谁了，一无所知。他只看清李大宝老婆跳河了。爹是教师，从不撒谎的，不像我。在关键的时候，三爹放出话来说，这终究不是办法，还是向组织汇报为好，请求组织彻底调查。警察这时才改变先前的态度，答应做了笔录放人。做笔录的时候，一个大个警察嫌爹态度不好，气得快疯了，习惯性将大手拍上了桌子，只听见“啪”的一声，大概气力大了。笔碎了，碎料飞了起来。爹的腿不好，眼力却是一流的。要不是他的眼疾快，碎末就溅到他眼里了。

    乡长主动打电话给我三爹，说情况基本摸清楚了。与老裔没有关系，乡里已经把人送回家了，有关部门的领导还上门慰问了。派出所去了一个指导员，分管交通的副乡长也去了。娘告诉我的时候，很是兴奋，就差要登门感谢李大宝，要不是他提供这个机会，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爹在他快退休的时候，哪能享受到这么高的礼遇。

    说起爹，我不能不为他多说几句。他这个人民教师当得不容易。

    虽说他的文化程度在今天看来不是很高，在我们当地在当时算是有水平的了。先天的小儿麻痹症，造反派们没有一个要他。要他又有什么用？人家都去武斗了，他埋在家里把仅有的几本课本看得稀巴烂，毛主席的“老三篇”能倒背如流，生产队的土墙上的“深挖洞，广积粮”就是他写的，几十年过去了那字还依稀可辨。包括后来村里什么“生男生女一个样”，“计划生育就是好”还有什么“信用社是咱们农民自己的银行！”都是他一笔一划写的。爹的腿不能爬高，他自己设计了类似今天电视台摄像用的大吊臂，只是不能左右摇，可以上下升降，其实，原理就是从古代的“皋”模仿来的。用两根木料交叉做支点，中间穿过一根横木，一头是柳筐做的吊蓝，一头是类似秤杆的地扣，可以根据地扣的高度随时调节吊蓝的高度。

    爹能当到民办教师当然也有爹的缘故，当时三爹已是公社的副书记。村小学缺人，大队书记是个活络人，就举荐爹去带课，有了这个机会，爹非常珍惜，工作特认真。学生考试成绩经常排在全公社的前列。后来公社有了民办教师指标，爹再一次抓住了机会。一九八四年夏父亲拿到了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函授中专文凭，年底正式转为民办教师。也是那一年，公社不再称“公社”，改称“乡”了。三爹这时已调到了邻乡。

    爹是极自尊的一个人。他最忌讳人说他沾了自己弟弟的光。为了证明饭碗是靠自己挣来的，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

    乡教育助理相好的就在我们村小。起始，爹并不知道这些。爹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画画贴贴，准备给学生上美术课。有几次爹看到助理，以为是来检查工作的，便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校长作了汇报。校长来学校接待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来过。校长是个有修养的人，从没对爹说过什么。爹却很不高兴。在群众看来，深更半夜睡不觉的人一定是起了盗心。按照这样的逻辑，父亲下班不往家赶，一定有什么动机的。助理的不愉快，虽说不出口，但是很在意。后来，这事在全乡庆祝教师节大会上还是被捅了出来，在大会讲话的时候，穿插了一些事例，其中旁敲侧击点了父亲，说我们有些村小的教师喜欢做表面文章，不好好钻研教学义务，晚上不是办公，而是打乒乓球，做与教学无关的事，这能叫爱岗敬业吗？是为人师表吗？意思说像爹这类靠字画一类“术”谋进教育岗位的人都算不务正业。其实，有爹在，助理是不好明目张胆进村小的，仿佛爹的两只眼睛总是在盯着他，盯得他如芒刺在背。那位女教师的宿舍就在办公室边上的第一间，有什么事尽在眼皮底下。

    新学年的人事调动一样牵扯着一帮乡村教师的心。爹心里不塌实了，如果不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爹可以自信地在村小工作到退休。像爹这类乡村教师，最大的希望就在本村工作，这样就有时间照顾家里的农活。尽管爹的腿不好，至少可以把饭做好，猪和鸡鸭应付过去，娘就可以全心全意扑在农田里。

    在农村，我们这样的家庭自然是受人家羡慕的。当然有羡慕就有嫉妒，我家的猪曾被人毒过，田里长得好好的棉花一夜之间棉花头落了一大片。娘要到村口骂，爹拦住不让骂。

    为了能保住在村小教书的机会，我说还是给助理送点东西。因为我知道这年头给领导送点礼一般是不会吃亏的，娘将信将疑，爹很是为难，不知送什么适合。我说把三爹给你的那瓶“ 剑南春”送了。就剩一瓶了，酒是三叔春节回来看奶奶，顺便带给爹的，爹一直舍不得喝，保存到我去南京上班。爹请了村长，开了其中的一瓶。村长海量，我谎说就剩一瓶了。村长很是高兴，在我家搞了七两，这七两抵上他平时喝的五瓶。酒虽未解村长的谗，但是礼遇让村长尽了兴，大概菜足了，村长掂着啤酒肚，打着饱嗝，找他相好的去了。

    我把空酒瓶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包装盒，仍用胶带粘好，我舍不得把酒瓶扔掉。酒瓶是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象征。农村人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比如堂屋的条几上，哪怕落了灰也要放到老屋拆去。

    爹托熟人到镇上的批发部批了两条蓝“一品梅”，加上一瓶“ 剑南春”，简单准备了一个礼包，我说是你自己的事，送礼别人代替不了，你得亲自去。我向表哥借了摩托车，乘着月光带上爹往镇上助理家开去。月光皎洁，我的车开得不慢。到了张廓村，我问爹，酒是从家里哪儿拎出来的。之所以问爹，酒瓶是我放的，吃过的一瓶放在条几上，未开的一瓶藏在我的衣柜里。爹说是你娘装的袋子。我停下车，爹打开手提袋，果然娘把条几上的那只空瓶当作了整酒放进了袋子。怎么办？责怪娘又有什么用。

    我和爹面面相觑。爹说，回去拿吧！我说，再回去拿，今晚就不能去了，街上人和干部都很讲究生活规律的。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尴尬。爹说，快说。我抓起酒瓶往车龙头上轻轻一磕，瓶底即刻裂了，撕了一条缝，我又把瓶口朝下，滴了几滴残酒，酒涂在酒盒上，湿湿的，酒香顿时弥漫开来。我说，你见着助理就掏酒。要大声地惊讶，说路上跌了跟头，摔坏了酒。爹说，不行，我不跟你去撒谎。我没理他，把他扶上座就发动了车。爹到助理家怎么表演的，爹没说，我一概不知。新学年，爹仍在村小教书，爹对人说是他腿残疾得到了教办的照顾。社会上流行的版本则是我三爹在当中出了力。与爹同事的那个女教师则调到了乡中心小学。

    爹这次由抓到放，再次验证了人们的判断是如此的准确。

    爹说他现在脖子还在疼，脚踝骨也疼。脖子是警察用手叉的，不叉他，他死活不上警察的车。他说那是罪犯坐的，他不是罪犯。脚踝骨是在推搡中刮的。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平时从不骂人的爹脚一疼就骂警察是婊子生的。我说谁让你管闲事了，爹一听我说这些，就会歪起头愣愣地看我，接着仍是骂，骂得我浑身不自在，甚至起了鸡皮疙瘩，“穿几天狗皮就成了狗了。”我穿着灰吧拉叽的保安服，也戴着个大沿帽，一年四季白布顶子，四周是烟灰色的咔叽布。爹说那是为他戴孝呢。爹恨我不好好学习，弄到最后，跟人家打工，做倒头保安，无异于一个流浪汉。我不做保安又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