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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黑短篇小说《街民》

新闻来源：爱读文学网发表时间：2016-02-17 12:15:54 发表人：admin

作者简介

沙黑（1945.12—），海陵人，六七十年代插队高邮农村，八十年代以来著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随笔、戏剧等作品约三百万字，做过工人、编辑。泰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短篇小说

街民

张二

考棚街上的人，都认得他叫张二。

张二住在考棚街中山塔前，那里围绕街心住了一转儿人家，张二就在一个单间的小屋子里安身，一个人过。

他靠挑水吃饭。考棚街人吃水有三个来源。一是天落水，每当大雨，必把家中大缸小缸的都弄满；二是城河水，那就要走头、二里路，到东城河或北城河去挑、抬；三是井水，最正常吃、用的便是井水。考棚街的井不止一个，不在大街上，七拐八弯的在某一条巷子里，附近的人都知道。中山塔面前这一转儿人家用的井，在古家巷，叫做古家井。

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脚步不离古家井。他给人家送一担水，收二分钱。一个上午挑二十担水，下午再挑十担八担，就不挑了。后来物价有点上涨，送一担水就收到三分钱。

一般有劳力的人家，不喊他挑水。或者是男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女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半大的孩子二人抬一只水桶上井。大多数人家水桶都有自己的，吊桶也有自己的，尽量不求人，但有人来借，也借。每天的井上，忙得很，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是这样。

张二上井，是不站在旁边等的。他走过去，很温和地插进井边的人圈里，把吊桶往井下放。挤在一起的人们一见是他，也就让，晓得他是靠挑水吃饭，耽误不得。

张二的吊桶特别好。那也是白铁皮敲的，但总是像新的一样，从井下打水上来，有一下子是一下子。一般人家用的吊桶，就什么样的都有了：有换过底因而变得矮佬似的了，有打上来时只剩下半边耳子还勾着的，有一边打上来一边哗哗漏水的，更时常有绳子断了耳子滑了把吊桶掉在井里的，于是就要用几根竹竿接起来去捞。张二见到有的人捞得不利索，就拿过竿子来，把下面绑的钩子查一查，伸下去，闭起眼睛，一会儿就把吊桶找到了，悠着提了上来。张二打水，那吊桶下去，就进了水，他拎着绳子往下一抖，井里“扑通”一声，就满了。他打过水，那吊桶绳子一把一把的不乱，也不湿。他挑水走了时，那吊桶就放在井旁一颗树下，绳子搭在树丫上，没有人动他的吊桶，如果有人去拿用，别的人就会说：“那是张二的！”

　　张二挑水的那副水桶也特别好。做得很有样子，桶底略小，桶身略显弧形，不像一般水桶直上直下笨头笨脑，也不像江南人的水桶过于纤巧。张二的水桶用板不厚，上下有两道铁皮箍。还有一点，为一般水桶所没有，他的水桶里外结着一些青苔，板缝处尤多，鲜绿，这水桶就更不漏水了，从里面倒出来的水也好像更碧净。平常人家的水桶，搁一天不用，用时就要泡一泡涨一涨，每年还要记住上桐油。张二的水桶不需要这样。

　　张二的那条扁担也出色。一般人家的所谓扁担，有毛竹片子的，有是一支竹杠的，有用拴门杠临时凑合的，有将断未断上了夹板的，真是五花八门。而张二的扁担才称得上是扁担！那是桑木的，坚韧，桐油抹成了枣红色，上面不见一个伤疤；两头做得翘翘的，担在肩上像一把大弓，又像一弯新月。棕绳绕着花样固定系在扁担两端，下面是铁钩子，挑水时往水桶把子上一钩，腰一挣，一担水就晃悠悠挑起来了。

　　张二挑水，走路有规矩节奏，不急不缓，一步一晃，那扁担搁在肩上是前面略少，后面略多，一只手搁在前面扁担上，一只手空着，步子“嚓嚓嚓，嚓嚓嚓……”。省劲就全靠这支两头翘翘的扁担，还有步子，还有搁在扁担上那只手。步子走得好，扁担上下点头也正好，手是略微压着扁担的，或轻或重。张二挑着水走路，专注而又轻快，显出一个职业挑水人的熟练与优美。

水送到人家了，不歇担子，肩头上有数。扁担一头略一高起，手就势一拎，一桶水哗啦下了缸；扁担这头再一高起，那只手又就势一拎，又一桶水哗啦下了缸。好像没有费劲。不作兴缸外面泼洒出水来，也不作兴把人家的水缸碰出响声来。

夏天的时候，张二穿一条大裆的齐膝短裤，蓝布的，一掖，腰上用宽宽的黑布带系紧。上身就赤膊，一块青色的方布折成三角巾斜扎在身上，在胸前打个结。他精瘦有力，不粗壮。不矮，二号个子。

冷天的时候，他上身一件小棉袄，下身是两条单裤，裤脚卷起来，在膝盖以下用细带子一扎，露出小腿。不论热天与冷天，他挑水时就是赤脚穿一双草鞋，那草鞋在大拇趾着力处缠绕了布条儿。挑水前，他把小腿与脚都抹上“凡士林”，油晃晃的，水浸泡不到他的皮肤，洒上去成为细碎的水珠。下午，他就到雅堂浴室脱在最低等座位上去洗个澡，不过五分钱。雅堂就在南边，脚一抬就到了。

张二早上在家门口烧饼店里买三个大炉烧饼，站着吃掉。先扒底子吃，再吃中间的瓤子，最后吃红堂堂的面子，上面尽是芝麻。吃得认真、仔细。他挑水时顺便就把中饭菜买好，或者拢豆腐店买两块豆腐，或者跟挑担子的买一扎青菜，有时也会剁一块肉、拎条把鱼。中饭是他自己烧，烟从他的小屋子里弥漫出来，往街上散。他烧的是锅腔。张二不找女人，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规矩的事。人家说他怕闻马桶味。不过张二对女人和对男人一样，也很谦和。

张二挑水最多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食堂的水塔断水了，喊他送水；二是开水炉上叫他。开水炉是张三开的。张三也是到井上取水，但有时一个人来不及，就叫张二。张二与张三各是一张，没有亲，张三比张二还大几岁。张二如果这一天水挑多了，晚上就必定看到他坐在门口喝酒。猪头肉、猪尾子，几个麻雀，都是从烧腊摊上买来，每每还有一包油炸蚕豆瓣。

张二给人家挑水，是弄熟了的。谁家的水缸盛几担水，什么时候要去挑了，一清二楚。如果人家说：“缸脚子怕的要打一打了。”张二就帮人家把水缸里弄干净。那得把水缸扳倒，把里面用抹布洗一洗，再用清水冲两回。水挑好了，人家就给他钱，一边还说：“夏夏（谢谢）你！”张二就接过钱，说：“不要夏（谢），不要夏（谢）。”

张二生得周周正正的。他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从来听不到他有什么高声，即使挑水，也不大声打号子，至多轻轻地一哼一哼的。简朴的考棚街安宁、满足，他也是安宁、满足里的一个。

后来，江州城兴办了自来水，一开始是一处装一个龙头，大家拿了桶去放水。中山塔这一转儿人家，就公推张二管水，水龙头安装在他那门口。这时的张二，人有点老了，挑水已见着些吃力。放一桶水，收一分钱。张二说：“就随它去吧！”但人家还是如数把钱丢在那小木头盒子里。这时，张二脸上就起了些愧色。

再后来，一家一户渐渐都安装了自来水，张二门口的公用龙头就闲起来了。

现在，人们在用自来水的同时，天落水、河水、井水有时也是要用的。天落水烧茶好，河水煎药好，井水寒暖夏凉。所以，古家巷里那口井也还没有废弃。有一天晚上，井旁人家看到老张二拄了拐杖在路边上望着井，望了好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不曾有人去问他。

子云

子云十七岁出去学生意，之前，是在家里念书：由据说中过秀才的祖父教他，诗云子曰；还有写毛笔字，临帖。

子云学生意，是在江都仙女庙，在西边，八十里路，坐船。他学的是钱庄，庆阳号。一进门，坐下来填了一张单子，姓名、岁数、家庭地址。老板看到了，问他大字能不能写？他说写过的。老板就叫人拿来宣纸、大笔。钱庄里的人就都来看小学徒写字。写的是庆阳钱庄的嵌字立志对子，现成的，“庆云多景色，阳气暖晴春”。站着写，悬肘，一笔一笔，写得规真，娟秀有骨，似乎不比挂在墙上的差。看的人就都说好，懂的人说这是诸遂良的体。老板吩咐：“给它收起来。”老板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学生意先是学算盘。桌上摆两个大算盘，双手打，要打得手指如飞，响声悦耳才行。后来就渐渐学账理。子云自己，天天早起临一通帖、晚上临一通帖。

仙女庙热闹、好玩。有寺、有庙、有宫、有庵、有堂、有馆，都不止一处；五条渡口，一道大关，还有六街、十桥。长江里闽浙来的木排，北边高、宝、兴来的米船，东边通、海来的咸货，满河满港。

子云学徒三年，没有朝外面伸过一脚。

他弄的账，没有错过一回。

满师之后，他才出去玩。别的地方先没有去，只问大圣寺在什么地方，去了之后就站在山门前仰起头来看，那上面有四个字：“古大圣寺”，是康熙甲戌榜眼顾图河写的，早就听说了。

老板就叫子云跟着“内账房”大先生，这就意味着子云以后做大先生，当时他才二十岁。

也没有人说是老板偏爱，事实上子云算盘好，账理清。打“归元”，五位小数，加减乘除，铜元、大洋、小洋，存放计息、汇兑往来，头绪繁多，双手算盘，一气要打半天，不能差错分毫，这种硬功夫，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得到的。

钱庄里有厨房，头二十个职员都在里面吃饭。钱庄里吃得好，虽非顿顿筵席，却也月月元宵。早上子云还在房间里练字的时候，厨房师傅就先给他送来一碗莲子银耳汤。等他字写好了，就吃点心，还有一小碗鱼汤盖交面。一般职员和学徒，是自己到厨房吃，也没有莲子银耳汤，只有少数几个职员，才有这种待遇。子云二十岁就成了高级职员。

人们对子云不嫉妒，因为他规矩、谦虚、随和，那是从小儿中过秀才的祖父教出来的。他走出来，众皆仰视，但“少年得志”这几个字，却不忍加到他头上，他毫无“得志”之意，倒是比较可爱。

渐渐地，仙女庙的商号，家家都有子云书写的对子，送到扬州精裱，悬挂在店堂里。比如，药店里的对子：“恒心采取长生药，德性炼成不老丹”，茶馆里的对子：“松涛烹雪醒诗梦，石鼎餐云荡俗肠”；剃头店里也有对子：“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此外，还有“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不一而足。

庆阳钱庄银房门口的一副对子，也是子云书写的：“白镪赠君还赠我，青蚨飞去复飞来”。

再以后，扬州、镇江、苏州、上海，也都有了子云写的对子，这是那些做钱业生意的人，向子云索讨带去的。

子云就做了庆阳钱庄的女婿。

跟外面做钱业生意的事情，子云不擅长，他只做账，老板也只要他管好一本账，大先生养在家里，再好没有。

子云是从江州彩衣街出去的，他是王家的老二。到外埠学生意有了这样的出息，街民们莫不称道，多少人家训子弟遂以子云为楷模。

庆阳钱庄的老板派了人到江州来，就在彩衣街上买了六间屋、两间门面，整旧如新，开了小巧一个银楼，店号宝和。店堂里悬挂一对金碧辉煌的招牌：“宝光璀璨，和气冲盈”，自然，是子云书写。这座银楼，就算老板给女儿的陪嫁。

这简直是天禄街“饮香书场”说书的嘴里才有的美事，却成了眼中的实事，岂但彩衣街，一座江州城都轰动了。

银楼自有经理，子云夫妇仍在仙女庙。

没有几年，子云带着有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江州，立即把银楼改成了“三友纸笔店”，露眼招风的金银首饰不见了，满山架柜台里是毛笔、黑墨、砚台、宣纸而已。店堂当中挂一副对联：“三省三思三不惑，友直友谅友多闻”，落款是“王子云谨书于江州”。原来，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眼见得局势动荡，庆阳钱庄也关门了，各自云散。

开个纸笔店，煞是轻松，王子云乐得在楼上写字自娱。

既然有了专门的纸笔店，且老板也大可算得是一位年轻的书家，江州城里书画上的老少文人，就常来常往了。王子云到底是做过生意的，他便又开辟一门面，经营字画。

王子云开了两个店，别人也不晓得他赚不赚钱，倒多是怀疑他并不赚钱，是玩玩的。纸啊笔的他玩得起。

江州书画界从此有两怪之说：一怪叫支振声，自称“梅癖”，一生画梅不辍，愈穷而愈工，所谓“惯将水墨写花枝”；另一怪就是王子云，因为他从小学书，发达靠书，虽在生意场中，所好却惟有其书：“子母不知权衡，云是以书为友”，这是江州一个文人赠他的嵌字对子，子云二字嵌在对首；而他的书法，亦为人尊崇，故被人称为“书痴”。

书者，写也。有请王子云的大笔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不间断。那些风雅上的事，写把扇子，写个轴子，凭交情；那些世俗上的事，写招牌，写店号，写碑，就要把红纸封儿备好，这是规矩，都晓得的。但在从前，红纸封儿要交给王子云的管账先生，郑重预约；新社会这些礼也就马虎了，直接就拿着红纸封儿顶了面求字，而且也不晓得里面封了几个钱，这时王子云脸就板起来，眼睛看也不看那红纸封儿，一边铺纸拿笔，一边说：“收起来吧！”来人也就晓得欠礼了，须能应变一些。不过不管怎样，王子云字是照写的，只是人走之后，他要生半天的气。建江州烈士祠，纪念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中的烈士，那几千字的碑文，就是王子云书写的，正规褚体，一笔不苟，至今还在。书写这个碑文，王子云写了有十几天，最后一分钱没有肯收，被誉为“开明”；后来王子云是江州市历届政协委员，大约与此有关。

王子云擅长的还是写对子，他写的对子，雍容、端庄，刚柔兼济。扬州修个园的时候，有一副对子是来请他写的，用的是成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省出版社每年都来跟他要字，出版他几幅春联，到春节的时候，新华书店里有得卖，“红梅迎春”“东风劲吹”之类。

他去世之后，江州书画院和博物馆一查，竟没有收藏他的书法，这个疏忽委实是奇怪。原来，王子云的字虽好，却没有写过什么内容高深的东西，给出版社写的春联，应景话语，难登大雅，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收藏，于是皆以为可惜，把烈士祠的碑文拓了下来，把扬州个园的对子拍了照片，终还觉没有真迹。后来，有一个好事者，献了一幅王子云的书法，弥补了这一空白，那书法只有两个字：“抱朴”。据说，当时是请王子云写“知白守黑”四个字的，但王老似觉不妥，不肯写；于是才又请他写这两个字，王老想了一下，说：“朴就是朴素，艰苦朴素。”似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写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两个字与那四个字是一个意思，皆源出于老庄。大家都说，王子云缺的，正是这一方面。

李少山

李少山是个做烧饼的。他在薛家烧饼店里做。薛家烧饼店夫妻两个，店在考棚街上，家不在。李少山三顿在薛家吃，宿就宿在店里，他没有家。据说他是薛老板老家的乡下投奔来的。

薛家烧饼店门口，是街民们消闲的一个地方。夏日的晏下午，太阳下去了，薛老板和李少山在外面地上洒过水，把案板搬出来，两个人赤着膊“扦膏”（揉面）。薛老板墩实，李少山修伟，都是一身好膘。两个人扦起膏来，那前胸后背和膀子上的肉，一团一团鼓起。他们各自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面团儿揉过来弄过去，揉扦得平滑而富有弹性似的了，每每就在上面极愉快似的‘啪！”打一个很响的巴掌，在一旁看的人，心里于是也奇怪地极感舒服。

他们两个“扦膏”的时候，老板娘就在那里切大量的葱，刨大量的萝卜丝儿，分别地装进布包里，放在一块门板上，上面再压一块门板，她站在上面，把里面的汁水压掉。老板娘一个人的重量不够，薛老板和李少山就丢下手上的面团，也站到门板上去，以三个人的体重一起压。第二天早上做葱油烧饼和萝卜丝儿烧饼的馅心，就有了。

薛家烧饼店是大炉烧饼，也叫草炉烧饼，麦秸草似乎是整捆地放进去烧，不管夏天冬天，薛老板和李少山都赤膊，戴个布帽子，整个上半身探进火烘烘的大炉里去，把烧饼往炉壁上贴。贴左边的时候，身体朝左；贴右边的时候，身体朝右；贴顶上的时候，身体就仰着。两个人都烤得红堂堂的，流着汗水。烧饼贴好了，一个人叉起炉底红亮的丝丝分明的草灰烘烧饼，另一个人就去帮助老板娘做烧饼，案板上“的的笃笃”地响。

烧饼烘好了，蟹壳黄，就往下铲。用一个长柄的小铲子，轻轻一铲，用一个铁丝大兜子，在底下接着。一兜子烧饼往扁子里一倒。“嗤！”一片脆声，同时就闻到很浓的新鲜的烧饼香。

薛老板就拍拍手上的面粉，来卖烧饼。一炉等不得一炉。大多数街民是买回去坐下来吃，旁边一杯茶。也有人买了就当场站在街头吃，吃得也同样讲究，托着烧饼，先扒底子吃，再吃掉瓤子，再吃掉面子，最后舔尽手上残留的芝麻。

早上的烧饼是圆的，下午做斜角烧饼。斜角烧饼是菱形的，在小炉里烤，碳火，没有大炉烧饼讲究。大炉烧饼三分钱一个，斜角烧饼只卖二分。因小炉烧的碳火，每天下午总有一回，李少山用他肩上的毛巾，或者用桌上的抹布，朝着那方方的炉口打三下，“嘭！嘭！嘭！”这三声传得很远，深巷里的人家也听得见，晓得有斜角烧饼吃了。下午吃斜角烧饼似乎是一种规矩，也似乎是在告诉众街民：时间已经是下午。

薛老板有两个孩子，都像薛老板，他们喊李少山“耶耶”（叔叔）。薛老板李少山每晚总是一起到澡堂里洗澡，一前一后地走。有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大的薛老板搀着，小的骑在李少山颈项上。他们先给孩子洗，洗好了，李少山给孩子穿上衣服，然后用澡堂里的大毛巾把自己拦腰一扎，遮着下体，把孩子抱送到澡堂大门口。老板娘便从等着的人当中站起来，把孩子接过去，带回家。薛老板先洗好了，坐在上面喝茶，给李少山也泡一杯，放在那里。李少山送罢孩子，下池再洗，好半天，洗好上来，就把那杯已经不太烫的茶“啯”一大口。

薛老板家里的水，都是李少山挑。烧饼早市过了，店门口冷清起来，老板娘就第一个回家去；不一会儿，薛老板和李少山把店门关了，也回家去。于是，就看到李少山上井挑水，挑七、八担。

薛老板家里的衣服是老板娘洗；下河去汰，却是李少山。他提着个大“擓络”（竹篮），里面是满满的衣服，甚至还有被褥之类，一只手上拿着捶衣棒，到东城河去。

薛老板家里的烧草、店里用的麦秸草，都不要送草的送，而是李少山带了扁担绳子，直接到北门城外草埠头去买。有时薛老板也去，那就是两副担子。

个把多月下来，李少山就领了两个孩子，一起到剃头店去剪头。剪头的时候，小的要李少山抱着剪。从剃头店出来，三个人的头都是新的，平顶。李少山于是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支棒儿糖。

后来，薛老板、老板娘和李少山，都成了饮服公司职工，工资定得一样多。他们工作上服从公司调度，时常变动，不在一个烧饼店，也不曾再到过考棚街。李少山的宿处，公家另外有了安排，不远，在税务桥西街，一间小屋。

李少山一天三顿，还是到薛家吃。

薛家的吃水用水，还是李少山到井上挑。

薛家的衣服，还是老板娘洗了，由李少山拎下河去汰。

烧煤球了，薛家的煤球，是李少山到煤球店里运回来。

小孩子大了，洗澡不再要人去接，但每次进澡堂，必定是李少山带了去。李少山手上拿着三个人的换洗小褂裤，两个孩子跟在后面走。

李少山宿舍里，只有简单一张床、一个脸盆架，他的衣服都在薛家，被褥换洗也都是捧到薛家去。李少山的每月工资，都给老板娘，老板娘从中拿出二十元来，给他做零用。

小孩子上学，每年，李少山给买一个新书包。过年的时候，李少山把爆竹买回去。上灯的时候，他买回两只兔子灯。

李少山的衣服总是同薛老板一样的布料、一样的式样。

薛老板与李少山都胖、壮。

一下子，他们都老了。薛老板一共三个孙子，他们喊李少山“二爹”。李少山笑眯眯的，乐哈哈的。孙子上学的书包、过年的爆竹、上灯的灯，便都是“二爹”买。

渐渐地老了之后，李少山坐在薛家的时间，就渐渐地长，只有晚上临睡觉，才回税务桥。有一个孙子跟他去睡，遇到比较黑的地方，孙子就用电筒照着前面的路，李少山就哼一声，既表示赞赏，又表示感谢。

天福

天福是个人。早几十年，也是布店的店号。店不大，他父亲开的，就在考棚街上。有了天福这个儿子，也就挂出了“天福” 布店的牌子，一时的高兴罢了。

天福这个人，看着个子不高，其实比三号个子还略高些。不能怪，人往横里长了。他块块有肉头，处处饱满着，手伸出来像把蒲扇，脚伸出去是个方的，整个人好比一个大秤砣。脑袋沉硕，颈项粗短，肉鼻厚唇，眉毛阔而不乌，眼睛大而不锐，天然一副憨相。

天福有个弟弟叫天禄，人物英俊，性格豪纵，显着比乃兄强出十分。年轻时，天福喜欢下乡做生意：肩上扛一匹两匹布，带一把竹尺一把剪子，走几十里下去，卖布。天禄忙的是练拳脚，玩朋友。先人去世，没有交代以后谁当家，天禄推天福，理由是：“你老大，店也挂的你的牌子。”天福推天禄，理由是：“你朋友多，走得出去，又比我有脑筋。”推来推去，还是天禄当家。

考棚街上不大看到天福。他大早就下乡去了，下晚才回来。向兄弟交了账，他就没事了，别的一项不问，要紧的就是洗脚。这双脚一走几十里，用热水烫洗一番再惬意不过。洗脚之后，他就一个人坐着，不停地摸摸脚，又摸摸大鼻子，眼睛四处看看，无所思，极其心满意足。夏天，就洗了澡，握一把蒲扇摇到睡觉。

外面当家的是天禄，里面当家的是二娘。天禄当然也让过的，但天福不肯他让，说：“我那个是小脚，由她在厨房里转转；二娘脚是放过的，不方便些？里外有什么事，你们夫妻也好商议。我们两个就吃个现成饭，再好没有。”偏巧二娘原也精明，逢人一脸笑，处事宽严得当。

二娘接连生下一男一女，大娘却还不动不摇，服侍二娘坐月子倒细致周详。弟兄二人晚上小酌，天禄说：“哥，大娘恐怕不中吧？”天福问：“什么不中？”天禄说：“她怎么到今天不生育？”天福脸上略现一点苦恼，但马上便释然说；“不着急。”天禄说：“家里这几个钱还是有的，是不是另外想个办法？”天福大眼一翻，说：“还去烦这个神！”

就这样，天福没有儿女。

在外面，如果有人问天福：“日子过得不丑啊？”他就会很感满意地回答：“从前跟着拜拜（方言，指“父亲”）过，现在跟着兄弟过。”

在家里，他洗了脚，正坐着享福，二娘在喂小女孩的奶，男孩来同他调皮捣蛋，他就说：“呆瓜！跟我闹什么？要奶喝去！”那男孩就果真去要奶喝，二娘就急得喊：“大妈妈！”大娘早已在厨房里听到和看到了，连忙小脚歪歪的走出来，把小男孩一搀说：“你大了，不喝奶了，到大妈妈这块来吃冰糖。”天福在一旁哼哼地笑，其乐无穷。

天禄后来被绑了票。“拿钱赎啊！”天福对二娘说。大娘在一旁叹气，撩起围裙揩眼泪。二娘想来想去，还是起身到房间里拿出黄货来，交给天福，说：“去掉大半啦！”天福说：“财去人安，不可惜。”他下乡去了，绑票的人指定交钱地点在一个荒野去处，天福走过的，离城有十几里。

回来之后，天禄气得说不出话，二娘给他上下抹胸脯。天福不住地劝，说：“不要气，碰到了恶时辰，躲也躲不掉的。以后晚上出去吃酒，要早点回来，晏了街上就没有人走路了。”但天禄后来终于就气得呕血，没有好起来。

天福时常想兄弟这件事。有一天，悟出来了，说：“我兄弟那走路的样子不好。”天禄平日走路，过于雄赳赳，八字步大跨大进的，头仰到天上去，两个膀子横着，街都不够他一个人走的了，这样子不惹事吗？

二娘就要天福当家，天福两个巴掌摇过去，说：“你来你来，我一贯不用心，舞不下去。”二娘也不再推，勉力为之，但后来也就做不起布生意，只得用所剩资金，买了几十挂汽油灯，出租。

天福做的生意并没有断，他少量地批些布回来，仍然一匹两匹的扛下乡去卖，他晓得乡下人喜欢什么布。他的最大一乐，也就保持着：归来之后，马上有热水烫烫脚，歇着，无所思，心满意足。在外面，别人问他过日子的情况，他就说：“我兄弟不在了，我们跟二娘过。二娘凶（方言，用于此处指“能干”）啊！”天福的语气里有由衷的感激。

一日，半夜，雷电交加，大雨瓢泼。只听得二娘那边一连叫：“大爹！大娘！”天福两口子忙穿了衣服，顶着布伞，越过天井，到了二娘这边。二娘开了房门，让他们进去。“什么事？”天福问。“响雷霍闪的，人不怕吗？”二娘说。于是天福就对大娘说：“我们等雷过去了，再走。”他就坐在床边上，大娘二娘一边一个倚着他。雷声雨声电光，闹了半个把时辰才住。天福说：“好了。”站起来，对二娘说：“你这么凶的人，响雷霍闪怕什么？”二娘说，“凶归凶，怕归怕。”大娘说：“你不要说现成话，你是个男人，不介意的。”天福“噢”了一声。从此，天福下乡卖布，总是当天早早地赶回。别人倘要留他过宿，他就告诉人家；“我家二娘胆小，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二娘竟能把汽油灯从几十挂，扩到二百多挂，每日生意不断，城南城北都要到考棚街租灯。天福在外面走路，便常有人指着他：“那就是天福的老板！”他就更把头低下去。熟识的人会对他说：“你那个店生意好啊！”他就高兴得笑起来，诚恳地说：“夏夏（谢谢）你！”又说：“我家二娘当家，她凶！”

一天，天福洗着脚，问二娘：“家里有钱吔？”二娘说，“有啊。”天福说：“看着哪家丫头好，给小伙把个亲好订一订了。”二娘马上有了眼泪，感激地应着：“嗯。”大娘在一旁就挨家挨户数：“某家大丫头不丑，某家二丫头也不丑……”说着的时候，天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然而，天福这个想法落空了。小伙与几个同学，一块儿离开了江州，都给家里留了信，说是一年半载不会归来，要在外面做点儿事情。二娘眼泪滚滚。天福说：“不要怕。几个人一起走的，又不是他一个。我明天去测个字，看看有险无险。”第二天，天福一早就去了南门高桥，请戚先生测字。

戚先生说：“你一口报个字给我。”天福郑重想了一下，报了一个“土”字，尔后便紧张地看着戚先生。戚先生在纸上写出“土”字来，嘴里说道：“由此下去，”那“土”字变成了一个“去”字，又说道：“是为得法。”那“去”字又变成了一个“法”字。天福问：“不碍事吧？”威先生说：“照字上看来，不碍事。”天福说：“不瞒你先生，我侄子跑出了，两房合了他一个。一起出去的还有几个人，都是高中学生。不晓得有无风险？”戚先生说：“有土不远。又‘由此下去，是为得法’，说不定还有些小造化。”天福说：“只要没险就好，别的都不想。”又问：“多少时可以回家？”戚先生说：“三年必有消息。”

天福就很放心地回去了。叫二娘大娘都不要愁。

过了个把月，二娘同天福以及大娘商议说：“小伙出去以后，我心神不定。今天就少收了人家的钱，又不好意思再去追。我想把生意停一停。”天福很同情，望着二娘，说：“不怪你，停就停下来吧。”

二娘就把所有汽灯卖了，把房子租给了戴家豆腐店。她在家里叫了一桌菜，送两个伙计。吃酒的时候，大娘二娘都不上桌，由天福陪客。天福对两个伙计说：“你们晓得的，我由小是个不用心的人。我二娘再凶，她儿子跑出去了，也就凶不起来。店里生意做得这么好，倒把店关了，对不起你们二位。”两个伙计忙说：“大先生不要客气。小老板跑出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一切妥当以后，二娘便要向天福报账。天福摇手叫她不要报。叹口气，说：“我晓得这几年生意做得是不错的。都亏了你。剩多余少，你都收好，等小伙回来，还有多少事要做呢！”二娘从此就不大出门，与大娘两个家务之外就绩麻，结网，正好天井长，摇线也不用到街上去。结出的网由天福顺路带到南门高桥卖给网店。

小伙的确三年才归。回来时，穿一身旧军装，拎一只马皮箱，气概不凡。进门，就被正做作业的妹妹看见了。妹妹小他三岁，认得出他，惊叫一声，放下钢笔向他走去。他就很激动地把妹妹拥抱起来，又连连狂吻，弄得高中生的妹妹满脸通红，挣扎着。天福在屋里看见了，把脸转过去。小伙进屋，朝天福双膝跪下，叫一声：“大爹！”一头磕了下去，眼泪直淌。天福呜咽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跪下一条单膝，扶起小伙，说：“回来就好啦！回来就好啦！你把人望死啦！”眼泪也就止不住。

天福买了两包好茶食，去谢那个测字先生，测字先生已经不测字了，也记不得给天福测字的事了，但天福恳切一定要谢他，也便只好收下。

原来，小伙那几个人，出去是要投奔解放区的，却让蒋介石的军队拦住当了兵。亏得有文化，没吃什么苦，也没去打过仗。后来，被解放军收容，当了解放军。天下大定，就让他们复员。几个人都安排当了小学教师。天福听着小伙的这段经历，就心有余忧地大叹：“险啊！”

小伙既不要家里为他找人，自己又迟迟不谈对象，天福不满，对二娘说：“小伙还不弄个人回来，他想的什么心事啊？”二娘把这话告诉小伙，小伙想了一下，很觉得内疚，就跑到天福面前，说：“大爹，我就去谈个人。”天福朝他点点头。

小伙果然不久就把对象找回来了，是个标致的小媳妇。天福很满意，常常用眼光跟着她。到天福从花纱布公司退休时，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了。人家问他退休了，他说：“孙子都有了，还不退休啊？”

一度时间，外面说二娘是“漏划”。天福就到这些人那里去，说：“我叫天福，天福店是我和我兄弟的，二娘是个妇女啊！”那些人不睬他，说；“情况我们都晓得。”天福回去就叫二娘逃走。女儿大学毕业后嫁在长沙，二娘就连夜走了。几千里，一去不回。在外面平安过了十几年，后来病逝。骨灰送回家，大娘抱着那盒子恸哭，喊着：“二娘，好妹子，你家来了！”天福这时也很老了，站在屋檐下，望着天。

小伙对大爹大娘十分的孝敬。天福八十几了，仍能不用拐杖到澡堂子里去洗澡。他比从前略瘦些，但厚敦敦的样子没变。闲谈时他说：“我们现在是跟小伙过，侄子，等于是儿子啊！”他不会吃烟，又不大喝茶，平时就呆坐在天井里，夏天时也会坐到外面来，一坐就是半天。大娘偶尔也会站到大门口，扶着门框，看街。年轻人于是就发现了一双如今罕见的粽子般的尖尖小脚，穿着青布缝制的袜子。

豆腐

豆腐店的房子，就是过去天福的。豆腐店老板姓戴，人称戴老大。他在考棚街出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乡下人。他到街上来，就是打算开豆腐店的。他看到：考棚街的豆腐店只有一家（在西边），考棚街这里的人不野。他就把他的豆腐店开在考棚街了。

戴老大到街上观看，是他女人叫他来的。他同天福家二娘谈租房子的事情，就把这样的内情漏出来了，原来，他家里是有田的，父亲又留给他一个磨坊，碰巧的是他女人在娘家也会做豆腐。他女人就叫他把田、屋、车、牛都卖掉，到街上来开豆腐店、做街上人。

　　后来，考棚街上就看到戴老大的女人了。小小样样的，生得细巧，可以说是个美人，但身上透着野气，脸上显出杀伐，什么温柔妩媚，一概没有。考棚街人心里说：“凶！”看出了她的能干。

　　戴家豆腐店就开张起来。半夜里，闼子门缝里透着灯光，传出磨豆浆的磨子声，飘溢出豆浆的清香。早上，闼子门一块一块卸下来，这时才开始做豆腐。女人把雪白的豆腐脑儿一勺一勺舀进白布铺着的豆腐盒子里去，满了匀了，就把白布的四角覆好，盖上板子，戴老大就搬了石头压在板子上，也要压得匀，那黄黄的水就从盒子底下往外渗往外流，汩汩流进桶里。过一会儿，豆腐就成了。女人用薄薄的紫铜刀横里划到头，又竖里划到头，豆腐就四四方方一块一块的了，白嫩厚大，一块只卖二分钱，买到手时还是热的。一盒子有一百块，一早上要做好几盒。做百叶有做百叶的盒子，小得多。做百叶费事，一张百叶就要一层布，把豆腐脑儿撇在上面。做百叶的布狭狭的，很长很长，用好后都洗净了晾在店里或晒在后面天井里。

天天早上，戴家豆腐店门口人不断。买豆腐的而外，就是来等那做豆腐时流出的黄水，嘻嘻哈哈的，都是这附近的女人。把黄水弄回去，倒在自家茅缸里，乡下人来买粪，担数就多。

戴老大是难得出门的，每天有一件事出门——上茅缸。这往往是下午，他似乎一个很长的中觉才睡过来，遇到人就木怵怵点个头，只顾往那里去。看人时眼睛从下往上，额头上的皮便立即推起一排浪。他理的是极老实的平顶头。

人们见到的戴老大，是做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夫妻两个一起，一看晓得女人当家。但戴老大也有叫人不敢小窥之处，你看他不声不响，有三分懵懂，他却让他女人给他接二连三生孩子，一共生了六个，三男三女，个个像他。夏天的时候，都在门口乘凉，一大堆。戴老大女人也不弱，孩子生得虽猛，她还是她，老是小小样样，标标致致，能能干干的。

考棚街人判断，这都是豆腐吃的！

机关食堂的事务长是个大喉咙，一副滑稽相。来买豆腐就开玩笑。先朝戴老大点个头，接着就朝老板娘大声说：“暧，想吃你的豆腐呢！”老板娘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说：“豆腐尽你吃，拿钱来！”事务长一声“钱有得是！”就从口袋里掏出票子来拍在桌子上。老板娘拿起票子也不看就收进口袋。事务长佯急着说：“啊呀多呢，你数一数唦！”老板娘手一扬，说：“去有你的事！少了我还要找你！”事务长就很高兴，大笑而去。过一会儿，老板娘就叫戴老大挑两盒豆腐送进政府——中山塔里去。如此的玩笑，常看到。

戴老大住的屋子，前面是磨豆腐的地方，后面还有三间（一堂两厢），当中一个小天井。戴老大家里养两头猪，外面人都不晓得。到把猪捆起来往外抬时，才晓得。于是就想：“到底是乡下人。”但乡下人真会过日子！

全城的豆腐店后来一齐关掉了，组成了豆食品厂。戴老大和他女人也就都成了按时上下班的工作同志。很高兴，国家的人了，有保障。考棚街上从此就没有豆腐店了。

豆食品厂的豆腐不是黄豆做的，是豆饼做的。黄豆先在油厂榨了油，下来的豆饼再送到豆食品厂做豆腐，最后的豆渣又送到万头猪场喂猪。买豆腐要凭票，票在发粮票时一齐发下来，一季度发一次。

　　早上八九点钟，有一个陌生汉子，推一辆板车，上面是一盒一盒的豆饼豆腐，从北城河北岸的豆食品厂出发，绕一个大圈子，到考棚街来卖。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其他街上。他们是半夜上班做豆腐，早上豆腐卖掉就算下班，板车要送回厂里去。

戴老大夫妇进厂以后，常把厂里一个瘦人请家来喝几杯酒，有时在窗口能听见戴老大对那瘦人说：“我们只有靠组织啊！”那人说：“对！对！”戴老大一个月送一份申请补助报告，总是请邻居张老师写，“兹有……因家中人口多，小孩皆上学……”云云。

过去做豆腐的地方后来搁了三张铺，一个男孩一张。摆了一张吃饭大桌，还有一些不齐整的凳子椅子。三个女孩睡在后屋里，合一个房间。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另一个房间。猪不养了。下午放学后，几个孩子都伏在大桌上做作业，在街上就看见。

　　戴老大的孩子都不吃字。都上到初中就不上了。早早地就了业，实惠。有两个儿子后来当了股长，有权。三个女儿出嫁了。当股长的儿子在外面分到了住宅，老两口就同小儿子在家里。

　　戴老大和他女人现今都退休了。他女人被机关食堂请了去做豆腐，进出中山塔。老邻居们开玩笑说：“当大干部去啦！”她就笑着应道：“大干部！“她从食堂里弄得到外面不大好买的东西，排骨、肚子之类，还有价钱不太高的鲜鱼之类，儿子姑娘常来拿，邻居们有时也请她带点。

　　戴老大身体也不错，厂里留用，还是替厂里出来卖豆腐、百叶，还有干子、素鸡。现在又都是黄豆做的了，不凭票的贵些，凭票的便宜些。戴老大有时在路上站下来同人说话，竖起大拇指和小指头，说：“我有六个儿女！”

汪家

一对夫妻。男的姓汪，女的也不知姓什么，人称汪大奶奶。他们住考棚街试院那儿两间不齐整的屋里。试院是古时候的名称，考棚街也是古时候的名称。从前，汪家夫妻靠做纸扎匠生活。用细芦材做骨子，用纸糊成纸屋，并且在上面简略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人家买了去烧给亡人。一般当然是订做，做多大做几间有什么讲究，都要事先说好。纸屋上每每有两句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

汪大奶奶一双巧手，瘦精精的细芦材秆儿经她手上一折两折的，再用绳子（也是纸的）一扎，屋架子就出来了。把白纸黄纸往上糊，也是她的事情。最后，在纸上描画，就是汪老板的手艺了。汪大奶奶扎架子的时候，他就裁纸。考棚街的人不喊他汪老板，而喊汪三。但上门订做纸屋的，开口仍然称老板。

后来破除封建迷信，纸扎店没有了生意。但汪三一家，除夫妇二人之外，还有四张嘴，每天要吃饭。汪三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一只眼睛又有些眇，越发显得些无能。个子不大的汪大奶奶袖子一捞，说：“还是凭两只手啊！”

汪大奶奶有眼光。试院做了机关，门口的牌子并排挂了四五个，机关干部天天要上班，星期天又要看戏看电影，忙得很，代他们洗洗衣被，收几个钱，岂不是一桩简便的生意？

他们把家里的洗澡长桶搁到门口，弄来一块搓衣板，买了几条洋碱（肥皂），就忙起来了。

果然，洗开了头，就源源不断。除机关里的之外，附近的一些单身人也把衣被朝这里送。

汪大奶奶两袖卷得高高的，站在桶前，不停地搓洗。汪三做下手，到井上去挑水以及帮助绞干被褥，就是他的事。他们每天都要洗两大竹篮。洗好之后，汪三弯着两个膀子，一边挽一个竹篮，里面满满的是绞干了的衣被之类，汪大奶奶手提一柄捶衣棒，跟在后面。二人到东城河去汰洗。东城河水好，汰出来的衣裳晒干后一股水香。从东城河回头，汪三就在试院旁边一个空场上拉绳子，那里正好是一个死角，没有人走，又晒得到太阳。每天，只要天好，那几根绳子上就晾满衣被。汪大奶奶的手伸出来，十指都泡得白白的，一年到头是这样。

汪大奶奶一狠心，把大女儿嫁了出去。姑娘那年刚十八。鞋匠李四有个儿子也做鞋，店面就在考棚街当中，小小一个楼。上面一间是房，下面一间是店。汪大姑娘就在上面一间做了新娘子。老李四只好在楼底下天天搁个临时铺。汪大奶奶晓得这女儿嫁得有些马虎，她主要是减少家中人口。她再一狠心，把儿子送到沈家剃头店去学徒。剃头店也在考棚街当中，来去倒是不远。家里吃闲饭的就只剩小女儿和小儿子了。政府挨家挨户动员少年儿童入学受教育，十岁的小儿子和十三岁的小女儿一齐进了小学一年级，享受免费。

大女儿夫妇两个，后来一块儿做了制鞋厂的工人，在别处有了住房，生了一双儿女，虽不能算怎么样，日子也还安逸，时常来走动。汪大奶奶和汪三对于大姑娘，也就把心放下了。

　大儿子才学会剃头，公安局招收人民警察，他就丢下剃头刀，穿上了民警服。公安局也在考棚街上，时常有同志到沈家剃头店理发。汪大奶奶的大儿子叫汪能贵，生得面若敷粉、眉目生动，令人喜爱。偏偏他又是个很争气的人，未有几年，就做到了派出所的所长。每逢星期天，汪能贵必然骑了自行车，来看一看父母。一身警官服装，冬夏不同，人又生得神气，真是装了门面。

小女儿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十九岁的人，再去读初中，不大像了，正好试院里一个干部看上了她，娶了过去。后来这小女婿一直在一个公司里做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小女儿的终身也就不算丑了。夫妻二人挣工资，生了两个男孩，一家子走出来齐齐整整，也叫人放了心。

　　小儿子不中用。初中也没有考上。哥哥帮他的忙，早早地就了业，在一个仓库里做保卫。嘴虽会说，人不精明，又绝没有哥哥生得神气，到三十一上，靠姐夫替他在郊区找了个姑娘，结了婚就住在丈人家，也就罢了，随他去吧！

儿女一个一个成家立业，汪三夫妇肩上担子卸下来了，但人也老了，转眼从四十几的人，变成五十几、六十几的人。他们不要儿女负担，仍是为人洗衣。虽然自来水也已装到了家里，汰衣服还是竹篮子朝膀子上一挎，到东城河去。

他们又扎过一次纸屋，当然也是人家来订做的。多少年不摸了，做起来并不手生。汪三给纸屋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之后，照例又写上那副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考棚街一带的少年儿郎谁见过这东西？就是见过的人也觉得新鲜了。观者如簇。汪大奶奶雄心勃勃，叫汪三去采办了不少纸张。但细秆子芦材不像从前容易买得到，打算叫小儿子辛苦一趟，下乡去找。这时，大儿子骑车子来了，对他们说：“赶快不要再弄！你们就不想我还在当所长呢。你家女婿也在外面当干部！”老两口这才醒悟过来，不做了，找个熟人，把纸又退给商店。

汪三比汪大奶奶显老。他发胖了，脸上的肉松耷耷挂下来，眼皮盖住了两眼。但他仍能挽两大竹篮衣服去下河。汪大奶奶也仍然是提了捶衣棒跟在后面走。她的嘴瘪了，但说话响亮，眼睛有神，劲抖抖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就是她。

谁想得到呢？那么神气的大儿子能贵，走路时忽然平空栽倒，也就断了气，不过才四十几岁。人皆可惜。

那小女儿站在娘家门口，泪眼红红的，大叹：“我汪家没有人了！我汪家完了！”闻者心摧。

汪三和汪大奶奶也就不再洗衣服，整天看不见他们出来。一日，老两口忽然出来了，只见形容大变，脸上有异色。

他们一件一件往外搬，在门口摆成了赫然一个纸扎的大院。有楼有亭，有树木山石，前后两进，有正屋有厢屋，室内各样俱全，院中树下卧着两条狗。那院门两边的对联，依然两句老话：“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笔划写得颤抖，但一笔一笔认真。门楣上有一横小字：“江州考棚街汪家”。

这真可以说是艺术杰作。但人们晓得马上是要点火烧化的，若果能化入另一世界，却也令人神往。

汪三颤颤抖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来，从院门那儿点着了。一时，整座纸扎的住宅燃烧起来，火焰跳荡、扭动，间有哗剥之声。一股青烟往上升腾，愈高愈淡，袅袅地不见了，却又依稀还有。汪三与汪大奶奶站在那里看着烧化，表情木然而专注，火光一度把他们全身映成一片橘红。

过了不久，老两口双双去世。人们发现时，只见汪三仰卧，已经穿得齐整。汪大奶奶蜷卧汪三头旁，却是家常的衣服。。

现在，汪家门上一把锈锁，屋子空在那儿。门口地上烧化纸屋的一滩黑印，已渐被雨水冲淡以至消失了。

后来，竟还有个单身汉子捧了脏衣服来，见到汪家门口干净得冷清，诧异道：“人呢？”

楚爹

楚爹住在政府大门对面。楚爹这一边，只有他一户人家，他家旁边是长长的围墙，里面是干部宿舍，另外有门从西边的阔巷里走。政府门口看不见人，只有四棵青松。

楚爹的门，早早地就开了，是闼子门，一块块寸把厚的门板，卸下来就放倒了堆在旁边的围墙下。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楚爹已经坐在那张藤椅上喝了好一会儿茶了。他用一把半大的瓷茶壶，套在嘴上喝。嘴一歪，吸溜一声，就放下，壶里的水大约是很烫的。他坐的位置正对政府大门，去上班的干部，一个个都在他眼里经过。

但楚爹的眼皮是耷的，并不注意外面的事情。

楚爹的藤椅很旧，腿子上和扶手上都绑了许多布条儿。楚爹肥重，藤椅已经变形，塌了下去，楚爹便把自己全堆在上面，很舒服似的。

楚爹面前，搁着两个扁子，里面是萝卜，一个扁子里是萝卜头儿，一个扁子里是带萝卜缨儿的。楚爹有时伸手到底下去，就取出一个水淋淋的刷锅把子来，往那带缨儿的大萝卜上有力地洒些清水。楚爹卖萝卜是常年不断，春天有紫萝卜、青萝卜，夏天有洋花萝卜（粉红色，水多），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

楚爹不仅仅卖萝卜。在扁子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玻璃门儿的小橱子，里面是香烟、火柴，桌上还有几个大瓶子，里面是鸡蛋、小糖、麻饼儿。在另一边，有两个书夹子，上面尽是小人书，都是从前出版的，有《金扇子》、《王先生游地府》等等。

楚爹坐在这一切的当中，从早到晚不大动身，有人来买香烟了，有人来买萝卜了，有人来买两个鸡蛋了，都是伸手就能拿给人家，有小孩来租看小人书，楚爹看着他们自己从书夹子上拿，一分钱只准看一本。

早上，干部上班的时候，其中就会有人来买香烟、火柴；少数时候，也会有人在上班以后从机关里出来，到楚爹这里买一点东西，萝卜也买，小糖、麻饼儿也买，甚至还会租十本八本小人书去看。楚爹的鸡蛋卖五分钱一个，乡下人给他送来时，是三分钱一个。附近的街民晓得楚爹的鸡蛋赚钱，但还是来买，没有什么人家跟乡下人买多少鸡蛋存在家里，也不大吃鸡蛋。

楚爹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小孩子们放了学，就到楚爹这里看小人书。门口簇一堆，那放倒在地的门板上，全坐满。一边看小人书，一边还要买楚爹的东西吃，麻饼儿、小糖、萝卜头儿。带缨子的大萝卜要三分钱一把，小孩子不大买，贵。

楚爹的萝卜头儿似乎是专门为小孩子们准备的，也似乎不赚钱。天黑时，楚爹门口的电杆上的路灯亮了，政府门口的门灯亮了，附近的孩子们就都在这里玩，有看小人书的，有玩“躲躲擒擒”的，有唱着“城门城门有多高”一类的当地童谣做游戏的。楚爹自顾喝他的酒，眼皮儿耷着。孩子们玩一会儿就来买萝卜头儿吃，给楚爹一分钱，楚爹张开五指，在萝卜头儿里挖着，抓一大把，孩子们要伸出双手去才接得住。一个小孩子一个晚上每每不止买一回，萝卜头儿太好吃了，雪白的，一咬，“咔吧！”崩脆、鲜甜，小孩子吃得口滑啊。到孩子们回去睡觉了，楚爹也便酒止，慢慢地收拾东西，慢慢地把闼子门儿上起来。于是，政府门口空无一人了，四棵青松，两盏门灯。

楚爹在门口做他的小生意，里面有一个老女人默默地做家务，几乎从不朝外面望一眼，又好像里面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那当然是楚爹的老伴儿了。有时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姑娘，在帮助老太太洗萝卜，她也是不大抬头朝外面望的，偶尔掉过头来看见了人，那眼睛一瞬间张皇而明亮，赶快又掉过头去。楚爹的女儿不好看，脸色苍白，跟楚爹一样阔方脸。她有很显著的双眼皮、圆眼。她的耳朵上有好大一副金耳坠。

有些乡下来上访的人，很自然地歇在楚爹门口，望着对面的政府。楚爹听随他们坐在门口，不赶他们，也不同他们说话，有人向他要一口水喝喝，他就朝后面喊道：“倒点开水来把人家！”喉咙沙哑。于是老太太就一声不吭从后面捧了热水瓶来，给要水喝的人倒些开水。有向楚爹开口请教怎么上访的，楚爹就告诉他：“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你进去，不要怕，直朝里走，找信访科。科长姓沈。”

楚爹放钱。不认识的人不放。跟他借钱，要写个据，中间见证人也要在上面捺个罗纹。附近街民到楚爹那里借钱，先得预约时间，然后才好去。去了之后，楚爹一见，就从藤椅上起来，朝后面喊一声：“来看住一下。”不等老太婆出来，他便同来的人到后面去了。后面有一个堂屋，说好了借多少钱，多少利，何时还，立好了据，楚爹就收了据，到旁边黑魆魆的房间里去，听不到什么声音，一会儿，就如数把钱拿了出来，交到中间人手上，由中间人复点过了，交给借的人。

楚爹如果把门口交代给老太婆，他出去了，到附近街巷里去，那便是借钱的人没有按期还款，他上门去收钱。他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他去收钱不提钱的事，好像是走走玩玩的，坐下来东谈西谈。大家都觉得闲谈的时间差不多了，借钱的人就主动说：“楚爹，那笔账再宽几天。”楚爹就站起来，也不急，也不恼，说：“好吧。”于是就走了。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

后来有个画画儿的，三号个子，人极瘦，剪着平顶头，衣着寒酸，站在楚爹门口街边儿上，手上松开一张画儿，画的是出山猛虎，朝着对面的政府，也不说话，也不叫卖，天天来，一站半天。什么意思呢？后来人们晓得了，他是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美术才能，政府应当用他，安排他的工作。画儿画得是不错的，不过不晓得可真是他画的？他这人神经上有没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政府不睬他？

楚爹就把这人叫到面前来，“画儿是你画的？”“是我画的。”“你卖不卖”“不卖。”“你不卖就呆了。你天天站在这里，不是把功夫站掉了吗？不如多画几张画儿。兴化从前有个郑板桥，做过县官，画出画儿也要卖银子；不卖银子，他在扬州连水也没得喝。画儿卖出去就是你的名。你有了名，政府就晓得你这人有用。你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不仅不会用你，还怕你呢！”

画画儿的果然就听了楚爹的话，而且画儿就挂在楚爹屋里卖；从外面往里看，墙上满是斑斓猛虎，配着高山流水，有些意思。

画儿卖掉了多少不晓得，画画儿的做了楚爹的女婿。楚爹死去之后，萝卜摊儿、香烟糖果小人书就都收掉了，完全成了一个画铺，也卖老虎，也给人画像，招牌上写着“了一画室”，原来楚爹的女婿叫“了一”。这什么名字？怪！

宜粉儿

她的大名叫宜粉儿，但辕门街上，几十年来，只叫她“鞋匠奶奶”。她是从城南嫁过来的，是街上人。嫁过来的时候，年方二十。结婚那天晚上，大多数街民未能一睹芳容，而回门那天，她又走得早，也没有能看见。回门之后，大约在街民们一般用早饭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她了，是被她的叫骂声召集出来的。只见长富鞋匠店门口叉着手站着一位上着红、下穿蓝的年轻女子，想必是她了，头发乱着，鬏儿松着，一句一句的，破口大骂。新娘子身量高大，四方脸盘，粉色盈盈，火爆爆一对大眼，很重的双眼皮。原来，有一股脏水，从西边而来，淌到了鞋匠店门口，不走了，汪积在那里。那是西隔壁第二家，宦家剃头店倒出来的。

“我昨天回门就看到了，忍住了没有说！血水怎么朝人家这边淌！什么呕脓哇血的血水！”她跳了起来，双手拍屁股，脸朝西狠骂。她的喉咙像一面镗镗锣儿，一下接一下地猛敲着，恐怕能传三里远。口词锋利，像一把快刀，一刀连着一刀嗖嗖地杀过去，不但不容还手，而且也不容逃避，哪怕你躲在家里，也被一刀一刀的杀着。宦家剃头店里没有人出来，看骂的也没有人敢开口。

以后，宦家剃头店门口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窨子，口上盖两块箩底砖，砖上剜了两个洞，剃头店一切脏水从此就倒进这里去，剃头店门口的街面上，也不再老是有一大滩水印，而长富鞋匠门口，也不再有从西淌来的脏水了。

这一战，奠定了宜粉儿在辕门街、在鞋匠店家中的地位。

也是，那边剃头店倾倒出来的脏水，就是喜欢朝这边淌，非止一日，路面上形成了几条颇有历史深度的细长的水道，最后汇集在鞋匠店门口，地上有许多的头发，甚至连鞋匠家中也有了许多这样的头发，那是起风时从门口刮进去的。

那天宜粉儿得胜回朝，鞋匠长富及其老母对她皆不敢仰视。

宜粉儿嫁到鞋匠家之后，就跟着鞋匠绱鞋子。家家户户的女人，把鞋底鞋帮送来，鞋匠就把它们绱起来，再用楦子楦。长富每日一大早起，除了吃饭和上茅缸，就一直地坐着，膝头上铺一块黑布，上面是一只正在绱或正在楦的鞋子。他埋着个脑袋瓜儿，专心地做。

宜粉儿来了之后，起身应酬的事情，就是宜粉儿了。来送鞋子绱的，多为女人，由宜粉儿招呼，倒也似乎很好。长富只须在那里专心绱鞋而不必送往迎来了。他最多有时嘴动身不动地随口应一声，接着便又埋下头去。某家送来的鞋子有几双，某家的鞋子绱好没有、放在何处，渐渐都是宜粉儿才晓得。长富的老母本来就专门烧饭。宜粉儿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同她儿子一样，她是笨嘴拙舌不大会说话的，成天只见她佝偻着在里面小天井里忙。

宜粉儿早起头一件大事是梳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她梳头不在屋里，而在外面。一张方杌子，上面是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一根红的布带子），一张小凳子，上面坐着她。她看着镜子慢慢地梳，头发又厚又黑，要梳好半天。最后，梳一个好大的嬷嬷鬏儿盘在脑后，上面横插一根银簪子。她梳头时候长富在那里开始埋头做鞋，早上的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照着他的半个店。

宜粉儿梳好头之后，是吃早饭，仍然是那张方杌子，那张小凳子。她捧着早

饭碗，里面无非是烫饭、菜粥、疙瘩、谽子粥之类；杌子上是一碗小菜，无非是酱瓣、萝卜干、咸菜、酱腌豆之类。她吃早饭同她梳头一样，都是极正经极严肃极认真的事情。

“老板娘这头梳得格挣啊！”

“头当然要格挣！”

“老板娘吃早饭啊！”

“吃早饭！”

宜粉儿的回答总决无一点含糊、随便。

隔一天，宜粉儿就要端出大马桶去倒茅缸，一摇一摇的，神情庄严可畏。回头刷马桶时，刷声坚脆、有力、响亮，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

从辕门街南北两头出去，考棚街、学政街、鼓楼街，荷花巷、旗杆巷、蒲草巷，街街相连，巷巷相通，街里有巷，巷外有街。以“恶”闻名的女人不多，但似乎每一簇子人家里面，也就会有一个，她们各有自己的领域，遥遥相望，互不相干。宜粉儿就是其中之一。

到豆腐店等黄水，宜粉儿把一只桶排在那里，人却不在，如果有哪个不当心，把她的桶挪到旁边去了，她到了之后，必有一场好骂。虽只是“泛骂”，但听到的女人，都会觉得心惊肉跳。这时是没有人敢去认骂，也没有人敢去劝骂的。宜粉儿骂过了，就乒乒乓乓硬挤上去，宁可把桶碰坏了，决不退让，又宁可打架，也决不示弱。一转儿的女人都认得她狠。

宜粉儿多产。生下三男三女，一个接一个。大眼睛个个像她，性情懦弱却皆如其父。三男三女，莫不在其母骂声的保护中长大。只要他们有谁挨哪家的孩子骂了、打了或骗了，宜粉儿必然找上门去，当着人家大人的面，训斥、威胁人家的孩子，然后火爆爆地扬长而去。因此，逐渐，鞋匠家的小孩没有人同他们玩，一个个从小都显得很孤独，眼虽大而其神如鼠。

宜粉儿在门口买菜、买柴草，也是极会较量的，看秤、算斤两、讲价钱，反反复复，得寸进尺，一步不让，坚忍不拔，必把来的乡下人弄得吃亏而去，临了还要被她伸手再抓一把。最狠的一着仍然是骂，骂得不肯卖的乡下人不敢不卖，要不然走不了，担子被她拽住了，一边拽住一边骂，哪个进城的乡下人吃得消、陪得起？只有认晦气卖给她。在门口买东西，跟乡下人缠，几乎成了宜粉儿的乐事。

但长富的鞋匠手艺是真扎的，绱的鞋子有样子，决无粗针大线图省事不牢靠之处，绱一双鞋子要多少钱也有一定的数，因此，宜粉儿虽恶，鞋店的生意倒一贯地好；宜粉儿也决没有骂过来绱鞋子的人，倒往往对人一律地客客气气，好语相迎，好言相送，也颇正经、严肃。

以上这些都是往事了。长富的老母久已去世，长富在制鞋厂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老宜粉儿同长富二人守着老屋，听不到她的骂声了，年轻人大约就没有听到过。但中年以上的街民，仍每每以敬鬼神而远之的目光看她。每天的早上，她还是坐在门口，还是那一张杌子，上面还是有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儿（一根黑的布带子），也还是那一张小凳子；她的神气，仍是极正经、严肃。只不过她的头发不黑不厚了，脑后的嬷嬷鬏儿，几乎只剩下了一个鸭蛋大小。

顺英

顺英嫁到谷子街的时候，是坐在轿子里的，轿子是从稻河的轿船上抬上岸的，谷子街的人但闻吹乐之声，不见新娘之面。都知道：黄家钱庄的呆儿子娶老婆了。

谷子街乃江州城北第一等繁闹去处，凡北边水乡所来船只，皆入稻河，稻河即在谷子街下。谷子街上，商行一个挨一个，大秤小秤有千百把，人语喧哗，秤砣不停地在秤杆上抹过来抹过去。最大宗的货物，自然是北边里下河来的稻米，无穷无尽。谷子街商行虽多，钱庄只有一个，就是黄家。

黄家生有五子，其余四子或远出英、美留洋，或近在南京、上海做事，皆有出息，惟有第三子不佳，先天是个呆子。

黄三呆子被看在家中，是不允其跑出大门来的，但能走得进黄家的人，在里面也就能看到他：无非也是一个人罢了，穿得倒是齐整，面貌也像黄家的，只是形体孱弱不足，精神气质全无，每每站在庭院当中或是屋檐之下，抱肘缩肩，一对痴目却盯紧了往来之人，倒似有睥睨之意。他大约整日就这么站着的。

黄家三媳妇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就这么给呆子做了老婆？她既是由稻河坐轿船而来，必定是北边的乡下人，或许是黄家用钱买的？

不久，也就有人晓得了，说了出来：呆子的老婆竟不是个乡下人，而是大网镇上有名有姓人家的女儿，并且还在扬州女中上过学、念过书。

谷子街上的人后来也就看到了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模脸儿，不难看，白净净的，眼睛很黑。的确不是个乡下姑娘，是镇子上出来的小门小户人家的，念过书的样子。人们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不如意来，却看不出，她只是平平静静的，叫人失望和愤然了。

顺英跟呆子是怎么过的？不晓得。有一次，呆子跑到外面来了，也不犯嫌，只是站在巷口呆相。先是黄家的一个佣人来拖他回去，他执拗着不肯；接着顺英来了，并没有对呆子说一个字，呆子看到她，就乖乖跟她走了，似有畏惧之意。人们点头叹息：呆子也是个人。

顺英后来却就怀孕了，这实在使得街民们暗自有许多的遐想、揣测。于是就有一些趣闻从黄家大院里悄悄传了出来：说顺英在一针一线做娃娃衣了；说呆子根本不懂得老婆怀孕，仍然只是站在庭院当中呆相而已；又说顺英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但求生下的孩子不呆。

顺英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到三岁上，搀出来玩的时候，街民们都看到，这孩子是呆子生的。虽说呆子与他家的人相像，但毕竟有些区别，而这孩子是呆子所生，则属无疑。使人更惊奇的是，这孩子不呆。街民们皆用佩服和祝福的眼光看顺英了。

然而，呆子却仍然是呆子，他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有了儿子。试过他几次的，他不知道。顺英后来就不让人去试呆子，因为每次试不出什么来，就使她难过。

顺英和呆子以后就搬到谢家汪去住，离学政街不远。黄家在这里有房子。从城外到了城里，也就好像是两个世界了。顺英叫佣人把呆子在家里看好，大门总是关得铁桶似的。好多年，谢家汪一带的街民不晓得顺英的丈夫是呆子，都以为是个病人，不能出门罢了。

顺英就在育新医院里做了护士。

顺英在医院里与同事们有说有笑，在许多的笑声里清楚地听出她的笑声，她的笑声表现了一种愿望，要把她自己竭力融入大家之中，并且希望大家接纳她。没有人不说顺英单纯、好处。大家都晓得她是黄家钱庄的媳妇，有的是钱，可是她并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她仍是一种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样子，把自己摆得比别人低。

顺英回到家里，是个什么神情姿态，那也不晓得。然而，终日关得铁桶似的大门，安安静静的院落，规规矩矩进出办着事情的佣人，就在告诉街民们：顺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人们还可以看到的是，顺英从育新医院出来，走在回家去的路上，那脸色就渐渐显出了烦恼、愁苦和沉重，而当她出家门，到医院去上班，她就慢慢有了乌云消散、轻松愉快的神情。

顺英从来不把同事往家里带，如果别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她也总是婉言谢绝，连对于女同事也是这样，她哀婉地说：“我男人有病，他怕见生人。”见到她这种有几分隐痛的样子，同事们也就不勉强她了。然而，逐渐地，同事们也就晓得了，顺英护士的丈夫竟是个呆子!

医护人员都是有知识的人，越是晓得了顺英的内情，就越是注意在言语态度上尊重她，连无意当中的伤害也没有。普通的街民们就不同了，他们看到顺英，就流露出许多复杂微妙的眼神、态度，或是好奇，或是可怜，或是鄙夷，顺英大约也就感觉到了，于是她整个的人就明显地孤独。如果在路上喊她一声，她也往往像是从梦中惊醒似的，尔后才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顺英的肚子，又大起来三次，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依然没有出过大门边儿。

所有的人们都理解了顺英，她不多生几个儿女，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顺英生下的后代并不呆！也就渐渐有些女人主动同顺英说些话，浅浅地表达些关心与同情的意思。到了黄家钱庄随时代变迁而不复存在，顺英只靠自己当护士，去养活呆子以及几个儿女，露出困难光景的时候，女人们对她的关心，就更为诚恳、贴近而温暖了。

呆子与顺英白头共老。顺英脸上的皱纹与常人似乎不同，竖着，曲折而深，沟漕一般对称分布在鼻子两侧的脸上，那是一副苦脸。

顺英的儿女都大了，走上了工作。每当佳节，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女儿女婿，带着各自的小孩，都聚集在顺英身边，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和慰问，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看到这一趟儿孙，街民们莫不说顺英一世的罪总算受下来了，到头了，不容易。

当全家这样大团聚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呆子也在，他躺在一张大藤椅上，他不大能动了，但他俨然是一个有福的老人。

画师

他是城北下坝街的，家里没有房子，就一个人住到考棚街酒店巷来了。酒店巷里有一间民房，带一个小天井，归文化局所有，就给了他。他是文化局的画师。

画师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不声不响地住来了，不声不响地过着。他身上总是加着一件蓝布的长襟工作服，上面有些颜色点子。如果他头伸在前面急急地走，目不旁注，这往往是去上班。如果他步子迟疑似的走，眼睛畏怯似的朝人一看便又低下，这便是他已经下班了。

他的小院门是成天关闭着的，但人们还是看出那很小的天井里已经被他美化过了，变成了一个玲珑小巧、纷繁齐整的花草与盆景的世界。在外面也可以看到，蓝色的喇叭花已经从里面悄悄地爬上了墙头。

他在中山塔面前作过画。站在梯子上，在那个竖在半空、大得像一面墙似的木板上面画。开始画的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后来把这个用油漆盖掉，又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

他作画，很慢，慢慢地打格子，慢慢地描出人形，又慢慢地上色。有时有几个小孩在下面仰了脸看，有时就没有人看。他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来画，又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离开。

他看上去显老，但估计也就三十岁的人。他天天在考棚街上来去，没见有人同他说一句话，也没见他同别人说一句话。街民们看见他老远地来了，穿着那件蓝大褂，心里晓得是文化局画画儿的，目光也就漠然地移到别处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画师听到有人敲他的门，甚为诧异，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妇与一个少女。老妇作谄笑状而少女殊羞。“门敲错了。”他说。“不错，来找你的。”老妇说。

于是后来这少女便成了画师的妻。少女是几年前的小学毕业生，待业在家，因家里舍不得她下乡插队（作为街道知识青年），便把她婚嫁。那老妇即居住画师屋后，画师不识，却竟作成了他的婚姻。

　　少女姓孙，画师称她“小孙”。画师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这么容易就结了婚。算算岁数，也的确可以结婚了。但根本原因还是小孙太美了。画师在大学里专攻西方人体画，他的眼睛主宰了他。画师以后不仅上班走路急急的，下班走路也急急的了。

街民们说：“咦，呆人有呆福！”

十年以后，文化上又是一潮。画师以其古代仕女图而进人本城国画界。他是西方人体画的底子，而仕女图又以国画出之，故形美而外更尤有韵味。几位画家到扬州合办画展，独他的仕女图被一购而空。后来他的仕女图在扬州画店标价到二百元一张。

画界的人说：“他的灵感，来源于小孙啊！”

　　画师被吸收为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小孙后来性喜逛街逛商店逛公园，这就与喜爱雅静独处的画师不合。画师从不注意衣着与风度，固定的形象还是身上一件蓝大褂，与人交谈时也总是弱不自信的模样，这些，都是小孙的不满之处。

　　小孙便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性朋友小赵，时常把小赵带到家里来喝茶、闲谈。画师在窗内作画，他们两个便在窗外小天井里高谈阔论。小孙所谈，每每是她们厂里有男工走错了门，走进了女浴室之类。小赵所谈，亦不外乎此。小孙咯咯笑，小赵哈哈笑，其乐也融融，而画师却只管作他的画。

小孙有时无端同画师纠缠吵闹，不放他安逸。画师无法，就丢下笔去把那个小赵请到家里来解劝，小赵一到，两句话一劝，小孙也就很乖。接着，两个人或在天井里坐下来谈笑，或一块儿出去逛一圈。画师于是得到了清静。

　　小赵是厂里修水泵的，两个水塔归他管。

　　小孙后来便要同画师离婚。画师苦着脸，说：“我没有待你不好。”小孙说：“我和你合不来了。”画师说：“我们结婚有十年以上了。”小孙说：“当时跟你结婚是当时的形势。”画师便沉默了，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他就坐到小天井里去。

　“想好了没有？”小孙走过来问他。“想好了。”他连忙站起来，很伤心地说：“我错了，当时是不应该的。”小孙就哭了，说：“你也晓得啦，当时我没有路走，跟了你！”画师低着头，像个犯人。

画师想起了他们的孩子，一直丢在城北他父母那儿。，说：“可是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跟你！”小孙毫不迟疑地就说。

“可是她不能没有妈妈呀！一个没有妈妈的儿童！”画师啜泣一声，蹲了下去。

“我反正又没有死！”小孙很气恼地说。接着，她脚步很重地进了屋，就动手整理出她的衣服。

画师跟进了屋，对小孙说：“结婚以后，屋子小，也没有置多少东西，只有这三门橱和两个皮箱还可以，就都给了你吧！”小孙说：“我不要你的！”画师呆站着，看着她整理衣服，问她说：“你以后怎么过呢？是跟小赵过吗？”小孙说：“这个不要你管。”画师说：“小赵没有什么文化，你性子又急……”小孙一声“哼”，画师就把下面的话缩了下去，似乎也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

不久，离婚手续就办好了。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酒店巷口，小孙从驾驶室副座上走下来，小赵和另外一个男青年从车箱里跳下来，到画师屋里搬出了三门橱拎出了两只皮箱，画师帮着抬上了卡车。

卡车“咕——”地发动起来，开走了。

画师在巷口站了好久。。

以后，画师再也没有画仕女图。

大约过了年把，热心人为画师觅得了一位良匹，年龄与画师更近些，亦带有一个小孩，一望而知是个稳练、善良，会过日子的妇女.

　　画师现在走出来衣着齐整，人也胖了些。

　　他现在专画花卉，内行人说，画得很好，已经不亚于扬州的某一位老画家。

张仙

张仙不是仙，是个瘸子。江州人戏称瘸子为“仙家”。张仙住在龙槐巷头第一个大门里。白天，他每每拄一枝竹杖，歪支着半个身子，站立巷头，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站累了，就转过身去，走几步，踅进门，回到他的屋子里坐下来歇歇。

张仙的屋子在天井的一个角落上，小三架梁儿，屋上有稀疏的瓦，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只有一个黑黑的门洞。冬天的时候，门上就悬挂一个不知打何处拾来的草帘子，冷风吹得一飘一飘的。张仙照样地睡，破衣烂被堆得像一座小山，他整个像獾狗子躺在这座小山底下，不容易叫得醒。

想看一看张仙屋里有些什么的人，总是站到那门口就止步了，那屋里太黑，估计气味也不会好。

张仙的屋里四壁空空，连吃饭的碗，都是放在地上。

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图章。他的裤腰上缝了一个小口袋，有两颗揿纽，那个木头刻的图章就包着两层纸，深藏在这个小口袋里，往外拿的时候，要耸起一只肩，把上衣掀起来老高。

每月五号，他到日杂公司财务科去领工资。他的工资每月十五块钱，只能算是一种救济。三十多年前，张仙是日杂公司南门吊桥口小店的营业员，那时每月二十四块钱；但他安排上工作才两个月，就得一场大病，公家用掉多少钱，他还瘸掉了一条腿，并且失去了工作能力。

三十几年来，每个月的这一天，风雨无阻，他拄着拐杖，走好远的路，到日杂公司去。遇到熟人，他就兴奋地告诉人家：“去领工资！”他把上衣掀起，从裤腰的小口袋里取出图章来，交给会计，手抖动着，脸上尽是愧色。钱取到之后，必定要一再地哈腰，把“夏夏”（谢谢）二字连说几遍，才走。

张仙住的这个门里，房屋都是张仙的姐夫的；姐夫与姐姐都在外省，张仙自己没有房子，姐姐就叫他住在这里。三间正屋里住着季老太一家。季老太每半年把房租寄给张仙的姐夫，一切与张仙无关。

张仙自己不开伙。江州市委的机关食堂正好不远，一日三餐他就拿着碗筷，到机关食堂里去。每个月工资一到手，除了把洗澡钱留下，其余都买饭菜票。

季老太的中饭菜烧好，往往会喊一声：“张仙，拿个碗来！”张仙就“哦”地应一声，拿着一只碗，从小屋里瘸出来，让季老太盛些菜给他。他把这菜就带到食堂里去吃。

张仙每天帮季老太择菜。青菜、韭菜、毛豆、药芹，一应的蔬菜都帮着择。他在巷头，看到季老太把菜买来，就转身回去，坐在天井里小板凳上，等着动手。一边择着菜，一边讨教今天的菜价，瞪大了眼睛听。

季老太需要出门，天井里又晒了东西，就会对张仙说：“天井里晒了东西，望住点儿。”而后就放心地出去了，有时堂屋的钥匙也交给张仙，防止落雨，要把东西往屋里收。

张仙个子不高，生着一副大脸，满面红光的，剃着平顶头，头发花白了。季家的儿子的朋友们，对他也是比较熟悉的了，拿他开心说：“张仙，按你的相，你本当是有官做的。”张仙就很重视，睁圆了眼，问道：“那么，我的相是破在什么地方呢？”他特地坐端正了，头仰起了一点，好让人家给他看相。玩世不恭的青年人对他说：“你的相没有破，只是头大了些，肩小，搁不住，所以把一条腿也压坏了，江山没有坐稳。”众人都笑起来，张仙不认为是拿他取笑，他说：“这话不假，我这个相，多少人都说过好。各人的命！我平常站在巷头也看，当干部的，相哪里就一定好？必定有其它的地方托住了他！”众人就又都笑了起来。季家的儿子对他说：“你天天到机关食堂吃饭，就说明你本是有官运的，你看我们就走不进，没得机会进!”张仙睁大了眼，雪亮的，呼吸气都加重了。季老太这时大声说：“你们不要拿他开心！”张仙这才叹了一口气，拄了拐杖，走回他的黑洞里去。

张仙每天晚上出外洗一个澡，常年不辍，固定在雅堂浴室。他一去，聚簇在一角的老浴客们就叫道：“仙家来了！”张仙于是便有些飘飘然，一瘸一瘸的走近他常坐的位子。直到晚上九点半放汤，张仙才会出来。出来之后，他肚子里便有了若干的新闻。

“外面大城市里，太阳堂堂的，在街上就用刀子把人戳死！几百个人围着看，没有哪个敢去抓杀人犯，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妈妈的！”

“绝！绝呀！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人在场吗？有！便衣！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妈妈的！”

张仙在一旁只是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说的人，脸上时而惊讶，时而义愤，时而敬佩，又时而茫然。

第二天，早上择菜的时候，张仙就说给季老太听：“你晓得吗？外面大城市里，大街上，太阳堂堂的，就有杀人犯杀人，几百号人围着看，没有人去抓他，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便衣在场吗？有！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了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

但季老太是个有见识的，等张仙说完了，就冲他：“不要瞎说！公安局看见杀人不管吗？”张仙就眼睛定定地看着季老太，一会儿，说：“我也是这话！”

张仙站在巷头观望，或者一瘸一瘸在外面行走，他有一种凝神的态度，打量世界好像高深莫测，他仄着脑袋，一肩高起，一肩微下，颇具神气。季家的儿子就对他说：“你看我们哪能比你？我们拿几十块钱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上班、下班，烦恼人生。你呢，仙风道骨！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活着的人，在你面前，简直是可笑的了！”

张仙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但晓得这是把人抬举高了，于是便把头微微昂起，眼光里的确有了一种藐视人生的神气，俨然真有了些仙风道骨，正处在高高的云端里。季家的儿子笑出泪水来，指着张仙说：“仙家！仙家！仙家来了！”旁边的人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季家的儿子听到一个消息，说退休人员可以加到工资，就告诉张仙，叫他到他的公司里去问问，也许能加到几个钱。不管怎么样，物价上涨，他也不能老是拿十五块呀。张仙坐在凳子上，听过之后想了半天，后来说：“不去，我不去。我一点事情也不做，拿了几十年工资，不算丑了。”季家的儿子说：“你不好意思去，我代你去问一问。”张仙也不肯，说：“我够了，我够了，随他吧，加到我就加到，加不到我就加不到。”

张仙后来没有加到钱，但副食品补贴之类开始有了他的一份，总收入还是增加了，张仙很满意，“有这样就不丑哪，有这样就不丑哪！”他说。

在张家住了二十年的季家要搬家了，儿子分到了新宿舍。张仙说：“你们是楼上，还是楼下？楼下我就搭个棚子，我跟你们走。”季老太看看张仙，说：“你跟我们走吧。把你的床板带走，其它一行都不要带。”但张仙听到说新宿舍在头营，虽不很远，也隔了两条街，就说不去了，他离不开雅堂浴室，洗惯了的。

现在，季家每个星期日，都要把张仙带去过一天。由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这就行了，张仙自己瘸了去。有一回，季家儿子过生日，是在星期一，星期天就没有来叫，第二天才派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一语未了，只见张仙已经眼泪鼓鼓的！季老太知道后，就叫张仙逢星期天就来，不要等喊。

淑芳

淑芳是从草河街嫁出去的姑娘，做了谷子街宋家的媳妇。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女孩，都很欢喜。头胎女，二胎男，这样的前景也还值得人去想。然而，小女孩才三个月，宋家的儿子就被逮捕了，上了洋铐子。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晓得了：宋某于1950年随同某某出差去上海，在那里与某某一道参加特务组织。于是宋某理所当然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了公职。

宋某服刑的地点，远在黑龙江，相去万里。解送之前，允许淑芳去探监。淑芳抱了小女孩到了看守所。看守所在中山塔西边，几百年来都是县狱的所在。宋某平时就没有多少言语，彼时更一句话说不出，看上去他只觉得苦。淑芳一看，就心里明白了。她于是对宋某说：“我不怪你，你是不晓得外头的事情，上了人家的当。你好好的去，不要瞎想，十年过起来也快；我等你回来再给孩子做十岁！”听罢淑芳的话，宋某就“啊啊”地哽咽，捂住了脸。

淑芳就做起了临时工。早上，她把小女孩喂了奶，就丢在家里，让公婆照管；她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扎了头巾，急急忙忙赶了去上班，步行。她在一个建筑队里，接砖送瓦，和泥搅灰。那时，瓦匠师傅一般是每月四十五元工资，像淑芳这样的小工，是二十四元。淑芳就用这二十四元养活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小女孩。

　　劳动和生活上苦些，倒也罢了，淑芳苦恼的是瓦工师傅们的纠缠。他们都欺她年轻不幸。淑芳是个做小工的，下个月有得做没得做，就在瓦匠师傅嘴里，她同他们真又真不得，假又假不得。纠缠她的人有好几个，她都一回一回地拒绝了。但有的人脸色已经不大好看。她没有什么妙巧的法子，便只好自己苦恼，她已经请邻居的学生写过两封信到黑龙江，问丈夫，那里她能不能去？宋某回了信：现在还不能去，如果他将来期满留场工作，她就可以去。淑芳扳指头算，那还得有七八年。她握着宋某的信哭。

后来有一个小工，也是女的，来同她说：某某师傅想跟她做个朋友。这女人带来两块上好的布料，就是某某师傅送给淑芳的。女人劝淑芳：宋某还有好多年才能回家，这好多年你没有人帮，怎么过？张三想你的心思，李四不放你安逸，还是索性靠一个好。某某师傅技术高强，能看图纸，能领一个工程，烧酒能喝一斤，个子又大，哪个也让他三分。你有了他，还有什么苦吃？还有什么人敢来碰你？况且某某师傅人好，相貌也是堂堂的。淑芳脸上被说得通红。

淑芳托人把两块布料带给了那个女工，她抱着孩子，拎着包袱，去了黑龙江。

三十年后，淑芳才回到江州。宋家两个老人都死了，是公家收的尸。房屋做了一个小工厂的仓库。淑芳从黑龙江回来的一家,就在外面搭了个棚子安身，等小工厂让出房子。谷子街和草河街的人，也就见到了淑芳和她的一家人，皆有隔世感。

宋某跟着淑芳回来了。他变了形，见人便有很卑微的笑容，那笑容却托出一种苦相，他呆呆地坐着，没有什么话说。他如果开口说话，就说个不停，絮絮叨叨，但嘴里呜啊呜啊的，听不清他说的什么，脸上却尽是苦容。然而，人们也终于大致明白了，三十年前，淑芳去了之后，那边有关方面就地安排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宋某后来提前释放，并且留场工作。他们的女儿在黑龙江嫁给了当地人，后来吃不消丈夫毒打，就离了婚，这次把两个孩子一起带回江州来了。他们这次，户口什么都没有办，是不顾一切回来的；再不回来，要老死在外面了。宋某的案子是错的，但时间过去太长了，当时的材料也找不到了，不过平反不平反对他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有关方面很同情，表示接受他一家的户口，并且帮助安排就业。

活得正常的人们，看到淑芳和她的一家，就不免会想，人也会这样过了几十年，却还没有好好生活过的。

淑芳容貌没有什么改变，老了些，黑了些，人却精干，一家人在街上来去，她走在前头。她的后面，是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两个外孙。

淑芳自己的上人和靠近些的上人也都不在了。她认了谷子街荷花巷里年龄最长，同她母亲一辈儿的一个老太做了干娘，她同干娘谈心谈得眼泪汪汪。老太说：“姑娘，你不容易，苦桃子！”

现在，宋某在钢铁厂做临时工，他的女儿在飞燕服装厂做合同工，两个外孙上学，淑芳在家剥蚕豆壳，一天可以剥一块多钱，大拇指头都剥肿了。

胡驴子

　　胡老头携牵着他的儿子名叫铁锅者，讨饭到了江州小城。他发现这地方衣食丰足，人情淳厚，且又十分安宁平静，遂定居下来。他从“国军”留下的一个马场上，拖扯了一些材料，在考棚街矢巷的荒角落上，搭起了一个窝棚存身。矢巷不长，里面却有一个不小的荒角落，瓦砾遍地，一周十几户人家的粪缸便安置在这里。粪缸半埋半露，大小高低，错落参差，既是小城百姓彼时的卫生设备，又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靠它从进城收粪的乡下人口袋里赚出几文钱来。

　　附近人家看到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窝棚，虽也诧异，却不曾有谁去干涉。过了不久，挨家挨户人口造册的时候，胡老头和他的儿子就被登记在考棚街矢巷了。胡老头无业，明摆着已穷到一无所有，政府把他列为救济对象，发了两套蓝灰的棉衣，还发了一些米，后来就安排他做工。不是这里修路，就是那里挑河，每月能拿到二十块钱。那时经济闭塞，鸡蛋二分钱一个，所以二十块钱不算少了。

　　胡老头小个子，剃着光葫芦头，黄黑粗糙面皮，双眉弯弯下垂，眼睛处惟见朦胧两线，一望而知其规矩本分有余，精明强干不足。政府也曾对他进行培养，皆因他本北方省山沟里一个贫穷农民，旧社会破产流浪，可谓苦大仇深。但胡老头少窍，扶不上马，也就一世为民了。

　　胡老头住在窝棚里，与粪缸为伍，人皆不屑，其实他倒暗中积攒得起钱来。一个普通街民，每月六元，就能青菜豆腐饭过下去，他呢，不但在外面做工，而且又捡破烂，荒角落上他分门别类整理捡来的破烂，去卖钱。

　　胡老头就这样默默在世上存在着，那仅仅朦胧两线的眼睛，走路时只看脚前一片地方，决不去打量世人，世人也并不怎么注意他。他的相貌神态，令人想到那个头不大、只会出力、不紧不慢而又耐久的老实动物——驴，难怪人们不知何时起提到他便称为“胡驴子”，不是刻薄，而是形象。　

　　爱国卫生运动一起，矢巷里粪缸统统挖掉了，由公家盖了一个公共厕所。有关方面在厕所旁另盖了两间小屋，就由胡老头住。这厕所，以及其他街巷的三个厕所，统归他冲刷打扫，每月固定二十四块钱。胡老头于是有了正式工作，又有了住房。从此，胡老头肩挑一副破水桶，手提一把用得秃秃的竹扫帚以及一柄勺子，挑着水时走得颠颠的，空桶而回时略有几分悠闲。他并不放弃捡破烂，每天下午，他背一竹篓，手执长长的竹夹子，到各处垃圾堆上极有经验地拔弄、寻觅。

　　胡老头还有一项会过日子处。他把瓦砾从泥土里拣找出来，这就种上了青菜，四周又逐渐栽插了荆条，一片青翠，倒也怡人眼目。菜棵子大了以后，有时他会用稻草扎一捆，送给邻居。他站在外面，菜送在人家门槛里。钱呢，嘴说不要，但给他，也收下，不看多少。他与邻人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种本分，与本地习俗颇合，得到好感。

　　小铁锅转眼中学毕业，自己拿了户口簿，到派出所去，改“锅”为“戈”，这自是因为有了些知识。小城人历来善考大学，也历来有到外面大地方做事的习惯，胡铁戈虽出自外省，但终是在小城长大，亦深受熏陶；成绩中下，却也录取到了苏州医专，当然，家庭成份优越，也是考取的一个原因。

　　胡老头对儿子说：“你晓得我一生一世为了谁？”儿子说：“为了我。”胡老头说：“你既然晓得，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儿子大吃一惊，说：“我怎能不回来？”胡老头说：“你回来就没有出息。”胡铁戈明白了，就带着一股悲壮之气，上大学去了。

　　头一个假期是寒假，寒假连着春节，他回家来了。胡老头伤心说：“龟儿子，你不听我的话呀！”儿子说：“放假呢！”胡老头说：“啥假不假的！”他塞给儿子一把钞票，“没有钱用，我寄给你！”

　　胡铁戈以后果然两年没有回家。

　　胡老头精神抖擞冲厕所、捡破烂，依然把钱积攒起来，十元二十元悄悄往远处的储蓄所存。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毫不寂寞。家家放爆竹，他也放爆竹。他门上也照样贴一副鲜红的对子。街上有人写对子卖。初一下午，他就挑起水桶冲厕所去了。年三十夜之前，他捡破烂的收获超过平常。

　　每个月，他都到天禄街邮政局去，五分钱请代写书信的人填写一张汇款单，寄十块钱给儿子零用，附言上写道：“安心在彼，切勿念家”，还有“一切如常，勿须挂念”。

　　第三年盛夏，胡铁戈提着旅行包，又出现在矢巷里。他家的门上一把锁，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他看到，门口摊晒着捡来的破布烂棉花，堆放着几个坏柳筐，里面是脏瓶子之类捡来的杂物。他知道，破铜烂铁是藏在屋里的，他望着这一切，后来掏出手绢揩了一下鼻子，就走到屋后阴凉处去了。

　　听到门那边响声，他就沿墙根转了过来。门已经开了，门口新出现一个大背篓，里面是才捡来的破烂。屋里是黑的，传出“国国”的饮水声。正在喝水的父亲转过脸来了，“爹爹！”胡铁戈叫了一声，走进去。“咚！”胡老头很重地放下手中不知打哪弄来的断嘴缺把瓷茶壶，说：“你回来做啥？”“我？回来看看。”“看啥？要你看啥？”竟僵住了。“我是对你咋说的？你给我走！”胡老头拿手指着门外。

　　胡铁戈把旅行包放到那张简易的桌上，环顾屋内，还是那个搁在竹凳上的床铺，上面没有帐子，还是那个锅腔以及一只小水缸。锅腔那儿的墙上，也依然乌黑一片，烟熏的。屋里有浓浓的蛟香味、霉味和铁锈味、咸菜味，一些捡来的杂物堆放在旮旮旯旯里，“碗豆虫”和“百脚子”在地上爬着。

　　“你走！”老头子声音里有哀求。

　　“我把你带到苏州去。”儿子说。

　　“想得出！我到苏州做啥？”

　　“你去就不要做什么事了，我的工资够用。”

　　“我让你背个包袱啊！”

　　“你如果想做事，我在医院里给你找个工作。”

　　“你光荣啊，一个打杂的老子！”

　　“你是我的爹呀！”

　　“不要想得出！我不去！”

　　“爹，我有对象了，是个护士，苏州人。”

　　“好的。不要把她朝这里带。”

　　“我们腊月里结婚，那时我来接你去。”

　　“我不去。我在给你添光啊！”

　　儿子沉默了一下，忽然伤感地说：“爹爹，你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你？”

　　老头子说：“你在苏州好好过日子，不要犯错误，钱要舍得用，衣要舍得穿，就是对得起我。”

　　“我把我们的照片寄给你。”

　　“不要老想这边，不要同人家谈到我。”

　　“我就老不回来看你了？”

　　“我不叫你回，你就不要回。”

　　“爹，我现在工作了，而且是做医生，这捡破烂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

　　“我记住你这话就是。”

　　儿子打开旅行包，把带给父亲的礼物一件一件往外拿。

　　“以后不要花这个洋盘钱！我要吃这些高级东西做啥？我又没有病！”

　　儿子把东西全拿出来了，旅行包也就几乎空了，花花绿绿的摆了一桌。

　　胡老头走到床铺边，趴下去，掀起了里面一块床板，伸手到床下去摸，一会儿，摸出一个油纸包儿来，交给儿子，说：“这钱你用在结婚上头！你到西仓桥储蓄所去拿——现在就去。钱放你这小包里，小包再放这大包里，不要离手。就在西仓轮船码头上船，有到苏州去的快班！”

　　儿子捧着油纸包儿，说不出话。

　　“你在苏州过得像个人，我就等于享到福了，记住我这话。你去吧！”

　　胡铁戈走出家门，回首望望，老头子已经在门口提起背篓傾倒那新捡来的破烂了。他含泪而去。

　　胡老头虽是个瘦小的一个老头，但总是没病没灾，劳动力也似乎总是没有减弱，退休了，他不再冲厕所，七十岁，他停止了捡破烂。他那小屋门口，逐渐清爽起来。前两年，他开始与两个青年合伙做起螃蟹生意，他那小屋，就成了存放螃蟹的仓库。他有时也跟小青年一起在街头卖螃蟹，人家恭维他说：“你儿子在苏州啊！”他就很高兴，少收人家的零头钱。

　　胡老头闲在家里时，顶大一桩事是看照片，他拿着照片框子，在屋外端详。他早已逐渐用荆条把菜地与两间小屋都围进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小院。荆条蹿得高高的，在外面只看见老汉的光头。

　　合伙贩卖螃蟹的青年人看到他挂在床头墙上的照片，说：“你媳妇漂亮啊！”胡老头说：“苏州人哪！”青年人又说“你咋不把孙子带来玩玩？”胡老头略一愣，后来便说：“我寄钱给他们用！”

　　有一天，胡铁戈突然收到一笔汇款，汇寄人是他父亲，数字很大，他就有一种预感。一算他二十年没有回去了。

每二天下午，他风尘仆仆，到了老家。他见到门口洁净，悄然无人，门微开着。他走进去，看见床上仰卧着父亲，似乎不对。上前一步，发现微有鼻息。他叫了一声“爹爹！”便听见老人喉咙里咯的一响，立即毫无气息了。这真是奇怪万分的事情。他略有些恐怖，环顾屋内，家徒四壁。他又发现父亲外边的这只手里，握着一把钱。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看见床头墙上他们一家的照片，便取下来，把照片插进父亲胸口的衣服里去。老爹苍老得很了。

　　他很冷静地走到外面来，去打电话给火葬场。他心里谴责着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悲伤？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太理智了？但悲伤是装不出来的。

　　没有走出矢巷，就遇到一个老邻居，他上去告诉人家：“我父亲……去世了！”一语未了，哽咽起来。悲伤原来却是很深的。

蔡静安

蔡先生名静安，《大学》上说：“静而后能安”，这就是出处了。

百子街上有一家烟庄，好大的门面，抬起头来，墙上有两个斗大的金字，柳体，凸的，做在墙上——“裕和”，蔡静安就在裕和烟庄柜台上卖烟。他进裕和的时候，是十七岁，但在柜台上穿着长衫卖烟的，与在后面赤了膊用刨子刨烟的，却就不同，应该称之曰：“先生”。蔡静安十七岁头发就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穿了长衫，神情严肃，做了先生。

烟庄的规矩也是大的。头一桩是不管闲事。不要你管的绝不可问。那大宗的烟叶、豆油、末香、红土、大枣、南花籽儿进了后面的作坊，怎么就变成了香喷喷、提神醒脑的烟丝，并且品类竟有六种之多，如何配料，有多少工序，诀窍何在，皆不可问。

对于柜台上的先生，其它的规矩当然还有，但最要紧的是不可自坏烟庄的声誉。包烟的时候，斤两准足，四两就是四两，半斤就是半斤，包包要过秤，宁可翘一点。包烟用的白报纸和灰报纸，里外要干净，有什么脏斑在上面，宁可废弃不用。包的包儿当然要美观、一致，并且每个包儿上要盖裕和的庄号。站柜台的时候，要有站功，不准坐下来，站的姿势还要有讲究，决不可萎靡不振，弓腰曲背。到了柜台上，一是不要弄错，“双桂”是“双桂”，“银鹤”是“银鹤”；二是扎捆要牢，乡下人拎在手上走多少里路，不作兴散了包；三是口声要和气，有外地烟客，还要领人家去住旅馆。

蔡静安在裕和做了十几年。清晨，他头发向后梳得整齐，身上是一件长衫，脚上皂鞋净袜，腰背笔挺，不疾不徐地走,直达烟庄。晏下午，就见他依然上下一丝不苟，不疾不徐而归。天气热的时候，长衫就每每折叠得整齐，搭在左手膀子上，拢在腰旁，这时右手就常握有一柄纸扇。

有拿了钱请他从店里顺便带包把烟的，他总是说：“别的事情能帮忙，这桩小事，还就不大好弄；我们都是空手进店，空手出店，避嫌——你看我可吃烟？”至诚至恳，又确属事实，倒使人肃然起敬。

每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晏下午，蔡静安就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里外换得干净，回到家中，椅子上静坐着，一杯茶，一会儿饮一口。此时家中人不得同他说话，也不得发出大的声响，如果大门那儿有人来了，就要去挡驾，能挡掉的都要挡掉，直到六点，天擦黑，蔡静安站起来，叫家里人泡两个脆饼给他，吃好了，再饮一口茶，鼓漱两下，一口吐掉，复饮一口茶，咽下去，揩了嘴，说一声：“我去了。”就神色庄严出门而去。

这一天晚上，烟庄老板请职员吃“财神酒”，谁被请坐到上席，老板敬他的酒，就等于接到了解雇通知，不必来上班了。事先并无知晓，尽管各自暗猜，毕竟不敢自信，因此，这一顿酒饭颇算神秘、重大。有经验的店员都不敢掉以轻心，临来之前，要做一番精神准备：落到自己头上，该如何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落到别人头上，须有怎样的神情态度才最为恰当。这是处世的大场面，为人的大考验，是好是歹，总要仁义、本分、通达，不能有半点不足让人耻笑。

隔两天，初八的这一日晚上，蔡静安又是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换得里外干净，回到家里，椅子上静坐下来，饮茶、定神，家里人也同样不得杂言高声，到时候了，泡两个脆饼吃下去，净了口，神情庄严出门而去，不过脸上却有喜庆之色，因这一天去吃的，方为迎新酒席。

蔡静安的家，原住在董家小桥，后来才搬到北水关板桥西街，离烟庄是近得多了。但搬家并不是因为远近，却是因为一位女子。蔡家的对门，是史家；蔡家这边母子二人，史家也仅有一独女。一日，蔡静安出门，一抬头，那史家女儿正站在对门院子里屋檐下，凝眸看他。他这才发觉史家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似乎年岁与他正仿佛，不觉脸一红，赶紧走掉。但他对史家女儿便存有了反感。那一双眼睛看他时太明亮，站在屋檐下也好像是专等着看他的。后来，又有一日的中午，蔡静安出门时，忽有两条白光在眼中一闪，抬头看时，史家女儿似匆忙到天井里收一件衣服，却仅着一条裤头，白嫩嫩两条腿便恰好及时让他看到了，使他觉得很羞耻。

他便托人打听房子，觅得了板桥西街这个住处。一切办妥之后，他才与母亲商议，卖掉老屋，搬家。但他母亲却正打着对门史家姑娘的主意，要托人出来做媒。他就把史家姑娘的行为对母亲说了，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母亲听后，竟也无话可说。

蔡静安搬家的这一年是二十岁，第二年他结婚，那是草埠头王家的姑娘，当然有人做媒，相亲的时候是见第一面，姑娘规规矩矩的，低着头，忽然站起来躲进房间里去了，这使蔡静安很满意。

旱烟、水烟后来没有什么人吃了，烟庄也关了门，老板做了国营糖业烟酒公司城北门市部的柜台小组长，蔡静安做了西仓桥门市部的营业员，卖香烟。

蔡静安脚踏车就没有学，上下班步行，腰背还是笔挺，走路不疾不徐。时代改变，长衫自然是不穿了，也没有人叫先生，但他别的上头省，衣服上不省，身上不离一套中山装。鞋子与从前一样，黑布鞋，圆口的，脚上是纱袜。皮鞋后来也穿，不是好的，猪皮平底，式样老，同布鞋差不多。他的头发也依然是讲究的，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

蔡静安年年先进。他上了班就不作兴坐下来，总是站在柜台面前，随时准备接待每一个顾客。他的服务态度没得话说，百问不厌，百拿不烦，不作兴脸色上有一点不悦。他浑身一股中和之气，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有好感。他对待上级尊重，哪怕这个上级是才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对待同事客客气气，从来不说玩话，不卷入任何闲言碎语，更不会与人闹什么意见。评先进他总是让，但总是落到他头上。他的账是从来不错的。没有人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蔡静安生有一男二女。女儿嫁出去了，儿子结婚在家里。他老两口同儿子儿媳合不来，同大女儿也合不来，总是往南门小女儿那里去。

蔡静安的老妻不幸死了，他哀痛极深，在老家设了亡妻的灵位。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家里与儿子儿媳同过，便住到小女儿这边来。

现在他每天行动规律是这样：早上起来，洗漱、梳头完毕，出门转一圈，透空气；尔后买两个税务桥的烧饼回来，自己泡一杯茶，慢慢地吃了，上下穿得整齐，出门而去，不疾不徐地直达水关板桥西街老家。他有钥匙开了门，在亡妻灵前点上一枝卫生香，默坐一旁，不一会儿似有所得，就拿起一旁的毛笔来，蘸了墨汁，在旁边也是备好的纸条儿上写上几句悼念的话，用糨糊贴在灵旁板壁上，再默坐一会儿，就离开；第二天上午再来。这样，一个上午就用掉了。下午，他必须睡两到三个小时，才能起来，出门洗澡，回来看电视，时间也就过去了。他从书店里买了几本书，有《拍案惊奇》、《三国演义》，时或翻翻，但都远远没有看完，也不知哪天才能看完，似乎也并无看完的意思。

蔡静安如此的行止，他的儿子、女儿都有意见。儿子那边，母亲的灵位不敢撤去，但两旁板壁上贴满了那些白纸条儿，上面写着各种迂腐可笑的话，来人见了，总之不雅。女儿这边，见父亲虽然退休在家，不做家务也就罢了，却每日比上班去还辛苦，从南门跑到北门，又从北门返回，还要去悼亡伤怀，岂不影响身体？但儿子、女儿都不便老是说他，日子就这样地过下去。

秋云

秋云是城北天滋河那儿的。嫁给莲花巷周家的儿子。周相公在私立育新中学做数学教员，一街的街民都称他“周先生”。“周先生”也才二十多岁，但人物英秀，长袍大褂一穿，望之使人起敬。

周相公到学校教课，是从莲花巷出来，由街上向东，一路安步而去。如此早上一趟，饭后一趟。秋云必定送他到巷头，然后站在巷头望着他走到转弯口，不见了，这时就用较快的步子赶过去，复站在转弯口望着周相公安步而去的背影。由莲花巷口到育新中学，路虽不多，这样的转弯口却有五个，秋云就是这样一直目送着周相公到达学校。这，也是早上一趟，饭后一趟。上午与下午，放学的时候，秋云就提前一些时间，预先站在学校大门口附近，又如此目送周相公经过五个转弯口回家。

周相公一路决不敢与任何一个女人或女学生说话，连点头也不。否则，他回去就会受到秋云的盘问：同你点头（或谈话）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好在周相公走路时，素来昂首阔步，目不旁视，不易接近，因此，倒也容易避免了这烦恼。

秋云对自己，约束亦严。倘若她上街买东西，或者到井上去打水，或者下城河汰衣服，一路她也是目不旁视，且有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气。至于同外面的什么男人说一句话，那是根本不会得有的。为此之故，周相公忍耐了秋云对于他的那种过分的约束。周相公习惯了秋云这种严谨的做法，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倒觉得这样亦甚好。

过了些时，周相公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南京下来，就要周相公跟他去做官，薪水高过中学教员好多倍，放到下面来就是一个县太爷，秋云也可以带去，那边有洋楼、小花园。一家都很欢喜，周相公也踌躇满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出山之意。

独有秋云一言不发。周相公到房间里问她时，她说：“安安逸逸教书吧，官大险大！”

就这样，周相公就没有去得成南京。周家其余的人也听随他们，并不甚可惜。这件事之后，周相公每日去教课，以及放学回家，秋云都不似已往了，任周相公自来自去。周相公在家里，秋云对他更温柔体贴。

周相公除了到学校去教书，平时足不出户。有一日，晚饭之后，周相公出去了，至很晏才回。秋云不免就要在枕边盘问。周相公不肯说。愈不肯说却就愈使秋云怀疑，一定要他说出这一晚的去向。周相公无法，就先要秋云起个誓，决不泄露。秋云起了誓，周相公才告诉她：学校里一位同事的，约了他密谈，今晚这么长时间，就是躲在鲍家坝麦田里。什么事呢？是要吸收他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秋云不知道。但国民党她知道，县党部的牌子，不就挂在那里吗？中山塔门口。

“共产党同国民党不是一党？”秋云问。

“不是一党。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周相公说。

秋云就吓出冷汗来，抱住周相公，央求他不要参加共产党，“你教你的书，安安逸逸的，不管它什么党。”周相公又对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但秋云不要听，只是说：“还是教书安逸。”

周相公后来也就没有参加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进了江州城，国民党江州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共产党江州市委的牌子，共产党从天而降似的，胜利了。渐渐地，一切起着变化。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或闲谈时，就会说到已往的事情，大有沧桑之感。

周相公那位同事，原来就是共产党江州地下市委的，胜利之后，自然就由地下转为公开了，每天到中山塔里上班，不久之后，就调到南京去了，当了大干部，此时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了。

这件事难免在家庭的闲谈中提到，或者一笑了之，或者也令人有些感叹。连周相公有一次也忍不住对秋云流露了责怪的意思。秋云一声冷笑，对周相公说：“我妨碍你的前程了，不曾放你到南京去做官，弄个反革命的帽子戴戴！”周相公就现一苦笑，无话可说。

如今，几十年过去，周相公也老了，秋云也老了。后辈的人根本就不晓得从前的这些事，他们也不再谈到。老两口感情融和，身体也都不差，时常双双地在外面走。人称周相公为“周爹”，称秋云为“周师娘”。“周爹”清瘦些，而“周师娘”富态些。两个人衣服都格挣，过年的时候，一人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笔挺的。

宫斜子

宫斜子姓宫，头天生是斜着的，斜上去的一只眼睁得很大，总是那么大，小不下来。宫斜子就天生一副藐视人、不服气乃至要来与你斗一番的样子，但其实并没有那回事。宫斜子先天的缺陷不止这一项，他的双腿罗圈得厉害，如果叫他两脚并拢立正，两腿之间一定能安放一口坛子。他走起路来，双腿向左右两边支开，摇摆着走，好像玩什么把戏似的，裆底下那个大空子，钻得过一个小孩。他个子不高，但也许本来可以高一些的，就由于罗圈腿而不得不矮了下来。

从小，多少人说过：“这人不能算个人了。”但宫斜子的先父并没有遗弃他，教给了他两样手艺：做酱园和做圆木匠。

他本来住在南门，分家之后，就到城里斗鸡场这儿开酱园店，前店后园，曹家的房子。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先父先母帮着弄，后来，他有了老婆，就自己弄。老婆站柜台，他自己在后面园子里做，有时也到外面来。

宫斜子的老婆当然不好寻。事有凑巧，一日，南门他父母的店门口来了母女两个，女儿虽然面黄肌瘦，但手大脚大，身架也大。一谈，是凤阳人。宫斜子的妈妈慧眼识宝，把女儿留了下来，拿了些钱，让做娘的回凤阳。凤阳姑娘就在南门老店园子做了些时，也在柜台上站了些时，面色红润起来，身体渐渐饱满，也脱了些乡下气。宫斜子就与这个姑娘成了亲，带回斗鸡场。

酱园店的后园里，有十几只头号大缸，上面罩着尖尖的芦席盖子，就像戴着大草帽，里面是一缸一缸的酱。宫斜子时常背着手在缸边转，停下来揭开盖子，看看酱色，用指头弄一点到嘴里尝尝味道。那大草帽有时需要拿掉晒太阳，有时又需要盖好。

到腌制萝卜干的时候，宫斜子的后园里，就是一片笃笃的刀声，宫斜子请了四周的女人在那里切萝卜，切一担是多少钱。做酱的原料是蚕豆、豌豆、黄豆，黄豆酱最好。街民或街民的孩子，拿了大碗，到酱园店里，说：“买二分钱酱！”宫斜子或他的大个子老婆，就会收了钱，接过碗，用竹板子刮，碗的一转儿都刮到了，碗底上没有，这是卖酱的规矩，卖酱的艺术，就应当这么刮。酱可以生吃，讲究些的，就切些红大椒丝儿，倒些香油里面，放在饭锅上蒸了吃。穷些的街民，一家人就围着一碗酱吃完他们的早饭、中饭、晚饭。

宫斜子的酱园店里还卖酱萝卜头儿、小黄瓜、酱蒜头与咸蒜头，酱瓜子和咸瓜子（菜瓜做的），还有酱莴苣、酱生姜。这些，都是价钱贵些的东西。也卖冬菜，腌制得黄黄的，一张荷叶包一大包给你。春天没有什么菜吃，街民们就吃冬菜豆腐汤，酸酸的，又有些香；吃罢，硬菜梗子吐一桌。

进货的时候，宫斜子最威武：站在门口，看着人把一箩一箩的豆子、一筐一筐的红大椒、一担一担的小黄瓜之类往里头园子里运，那斜着的样子，很有气魄。卖货的时候，宫斜子却叫人不放心，他刮酱、舀红大椒，抓萝卜干儿，那斜头模样，好像是在做狠心的克扣。

宫斜子吃饭在店堂里，热天的时候，就把小桌子移到门外来。他在晏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喝酒，一个人喝，不要老婆弄菜，都是烧腊摊上的。他喝足了酒，后来就停了杯，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腿上不住地晃，颈项脖子红通通的，这时他喜欢同人说说话，发表些通情达理的见解。喝酒之后，便是到澡堂里去洗澡，口袋里带半段皂荚，背着手，斜着头，罗圈腿摇摆着走。

他做酱园的时候，圆木匠不大做，但有时也会露一手。他的几个盛放萝卜干儿的扁圆桶，就是他在门口自己做的。划线、锯、刨、拼、做底、上箍，两个罗圈腿儿正好夹桶，好得很。晓得的人，就会来请他，说定了就把木料送来，他高兴时就抽空做，钱照收。换个底、紧个箍，这些零碎的事情，他不揽，回答说：“没有空啊。”

宫斜子也就接连有了孩子，先是四个女孩，后是两个男孩，一个挨一个。好几年，都看见宫斜子的大个子女人在店里解怀喂奶。宫斜子的女人浑身胖、松，脸上笑眯眯的，眼皮子耷着。人们望到她衣服下松松的宽大的奶子和松松的宽大的肚皮，还有那耷着眼皮笑眯眯的陶醉模样，觉得她大约可以不费劲地无限生育下去，在她旁边的宫斜子也就更被衬托出了几分邪劲。

到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宫斜子就买了房子，铁炮巷陈家的，就在斗鸡场对街，五间旧屋，一个大天井。宫斜子放了好多爆竹。他把“天庭炮”举在手上放，他站在巷子当中，嘴上含一支香烟，斜着头把“天庭炮”一个一个放上天。

合作化的时候，宫斜子让他老婆带着酱园店进了酱菜厂，工作分配在西门酱园店，天天走出去上班；他自己挑了一副圆木匠的担子，满城街巷里去，走一会儿仰起脖子喊一声：“箍桶欧——欧！”最后一声忽然高起，又忽然中止，凡箍桶匠都是这个叫法。有人家喊他了，就歇在人家门口做，既做新桶也修旧桶。认得他的人，仍称他“宫老板”，不认得的，就喊“箍桶的”。宫斜子做圆木匠与众不同，小马子大马子不修，马子垢不打，都是一口回绝。喊做这事的女人就会怅然说：“呸，又不是不把钱。”宫斜子头也不掉，说：“不弄！”

酱菜厂原是要宫斜子去做师傅的，他没有去，也没有把进工厂放在心上。后来，当社会上把零散劳力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进了土产品公司，每天去上班，专门箍桶，成批地做长澡桶、圆脚桶、小水亮子。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有劳保的人，工资还不低。年轻人常奇怪这么一个五行不正、身体丑陋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呢？

宫斜子现在是铁炮巷里最斜的人。巷子里原有的老人都死了，他现在就成了元老。他年纪既最老，脾气又最斜，人也就不跟他噜苏。宫斜子这名字被人叫了一世，现在仿佛才真的斜起来了。他现在是他那五间屋子、一个大天井的守护神，时常在四周转悠，背着手，罗圈着腿，嘴上叼一支烟。周围有哪一户兴了土木，他就会整天地看着，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说：“我七十几岁了，上代要传下世！”

宫斜子虽然人老，身体不差，每天下午必定酒喝得脸和脖子红通通的，去洗澡。他那神气，十足自信、满足乃至是藐视人的。不能怪，他有手艺。

毛猴

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他的父亲是个挑水的人，他也曾挑过水，他的父亲病死之后，他不挑水了，挑草。每天早上，空扁担上绕着绳子，扛在肩上，好远，到草河去。从那里挑一担草，都是北乡里下河来的芦柴；几大捆，堆得高高的，芦柴梢子拖在地上，“刷刷”地挑来。你家两捆，他家两捆，送到人家厨房里去。一户人家两捆草，烧七八天，又要送。周围人家的烧草，都是他挑，他叫毛猴。

毛猴挑草的钱，也就正好够他平日买米买菜，洗澡剃头，过年做一身新褂裤，买一顶新帽子。

毛猴挑草伤了力，吐了血，歇了一些时，人走出来很瘦，脸上全是毛。这时恰逢家家不烧灶了，都烧煤球，用不着挑草的人了，连草行也不开了，草行里的人都进了煤炭公司，毛猴也就改了行。

毛猴转糖、卖蜜酒酿儿。

一块圆板，从圆心向外射线似的贴着彩色的纸条，纸条上或多或少摆着糖果，甚至还有红蛋、糕饼，越是好东西，那纸条儿就越是狭。圆板当中竖一根木棍，上面顶着一根能转动的竹片，竹片的一头悬着一根细绳。来玩的孩子交出一分钱，用手把竹片轻轻一带动，让它转，渐渐停下来之后，看那绳子上吊着的一根针，针尖停在哪个纸条上。落空的时候多，正好停在纸条上的少，停在那细狭的纸条上的就更少。针尖所停，那纸条上摆着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有多少，统归这交了一分钱的孩子所有。这就是转糖。孩子们都愿意用一分钱来玩这个游戏。

毛猴每每在中午的时候，挑了担子，到小学门口去。他的担子是两只箩，前一只箩上搁着转糖的圆板，后一只箩里是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他还没有歇下担子，就有上学的孩子跟上来了，“老毛猴来罗！吃蜜酒酿儿罗!”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一刻儿功夫，全卖光了。那是浅浅的小陶碗儿，里面的酒酿儿都是好糯米做的，雪白，闪着亮光，当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凹塘儿，里面就渗满碧清的蜜酒。五分钱一碗，糯米吃在嘴里一颗一颗的，不渣，不粘牙，鲜甜、冰凉。孩子们吃的时候，先用筷子把蜜酒酿儿划出一条沟来，好先喝碗底凹塘里的那一口蜜酒。一碗一碗的蜜酿儿吃光了，孩子们就玩转糖，簇成了团，叫嚷不已。

粮食上了计划，糯米又少，蜜酒酿儿卖不成了。后来又讲卫生，转糖板上那些糖果糕饼也就很可疑，去玩的日见其少。毛猴就从小学门口消失了。

他便以钓鱼为生。他找出一个坏了的水亮子来，喊住圆木匠给他改箍了一个扁扁的、把子高高的鱼桶，上面罩着铁丝网子。那时城里有好多河，每条河里都有鱼钓，却并没有人去钓。毛猴早上出去很早，在人家快要烧中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头上戴着破草帽。他把鱼竿子送回家，拎着鱼桶儿去卖鱼，全是活泼泼的大鲫鱼。

毛猴冬天也会钓鱼。他穿着长棉袍子，站在河边上，端着鱼竿。河里连绵起着些波浪，冷风吹动枯白的芦草，也吹动了他毛茸茸的胡子。这样冷的天，这样大的浪，还能钓到鱼吗？站到他旁边去观钓，马上眼睛花了，钓鱼线上的浮子也看不见，而且那冷风朝衣服里钻。但毛猴是能钓到鱼的，而且冬天钓的总是很大的鲫鱼，黑黑的一条有一斤上下，不知在河里长了多少年似的。

后来，钓鱼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工人、干部，大人、小孩，一有空就握了鱼竿站到河边去。鱼越钓越少，河越钓越远。城里的河逐渐钓不到鱼了，都跑到郊外去钓。钓鱼已经不能当饭碗，毛猴就不再钓鱼。

他改卖口哨。从工厂的垃圾上捡回薄薄的钢皮，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两片一合，就做成铁口哨，含在嘴里，可以吹出黄雀鸣啭的声音。毛猴就又出现在小学门口，他的身上好像藏有一只活泼爱叫的黄雀，到了跟前，才发现那好听的鸟叫是从他嘴里吹出来的。于是孩子们就掏钱买，五分钱一个。毛猴卖口哨卖了一学期，各个小学门口都站过了，全城到处是孩子们学吹鸟叫的口哨声。铁口哨含在嘴里，腥甜的滋味久久留在孩子们的舌头上。

有好几年，一到秋天，毛猴就卖“蛮喳”，也就是“蝈蝈儿”。他先得下乡把“蛮喳”捉回来。他身背四只旧的热水瓶壳子，篾制的那一种；底下用布蒙紧了，口子上用篾子做一个活门。下乡去也不远，出了东门，就在鲍家坝。黄豆田里，“蛮喳”叫成一片，盖住了田。人轻轻走进田里去，豆叶下“蛮喳”只顾振翅鸣叫，把手悄悄伸向它的背脊，两个指头一捏，就逮住了，就像捏住一只虾儿一样。

早上出发，下午回来的时候，四只热水瓶壳子里都捉满了。一路走回，“蛮喳”就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唧啯唧啯”叫一路。那时的毛猴，脸上晒得黑油油的，胡子乱蓬蓬张扬开来，身上带着一片“蛮喳”的叫声，大踏步走着，好像为城里人从乡下弄来许多的宝贝，在街民们的注视和孩子们的跟随之下，显得有点异乎寻常，可以说有一种英雄气概。

毛猴把那绿色的小动物“蛮喳”，一只一只分进一个一个的小笼子里去。小笼子是拳头那么大，麦秸草做的，也有竹篾子做的，毛猴早个把月就把这些笼子做好了。到第二天，他就一支扁担，前后挑着满满的小笼子，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卖出。“蛮喳”分了笼，宽松了，更加此起彼伏地叫，叫得炸耳，好像把黄豆田里的闷热和野外的凉风一起带上了街。家家户户就花一角钱，买一只小笼子，吊在屋檐下，听那“蛮喳”叫，提神、清心，感到了秋意。小孩子就剥几颗毛豆米，用篾子一穿，插到笼子里去喂“蛮喳”。

毛猴的一生，就这样没有固定职业地过。他好像一直就是很老的一个人，又一直也就这么老。现在，他卖老鼠药。他的地摊摆在城北彩衣街，那边北乡上街的农民多。地摊是一块布，摊在地上，上面堆了几堆小纸包儿，还摆着几个大老鼠，那是老鼠皮里塞着稻草缝合起来的。最吸引人的是他有一个小转盘，上面有一只小白鼠，毫无约束，却并不逃跑。当毛猴呷一口茶，开口唱起来：“嗳，老鼠药，你不买，我不怪，老鼠在家里啃锅盖……”那小白鼠就在那块转盘上奔跑起来，于是转盘就旋转不已。小时候吃过毛猴的蜜酒酿儿、买过毛猴的铁口哨的人，看到了他，就会想：“呀，他还活着？”估计他有好大的岁数了。

填房

何云在家做姑娘做到二十八岁，家道实在是衰落，她带着一箱书，离了海陵城，到镇江银行里做职员。何云的祖上清朝时做过县官，何家在本地也有些名气，虽还剩三间朝北的破屋和一个很荒的院子，但那块地方还是被人叫做何家花园。她也就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了。

银行里有位刘先生，老家在海陵东南渔湾乡，一表人物，英文极好，是个高级职员。刘先生不幸死了结发的妻子，拖着一串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别人左劝右劝，何云就嫁给了他。

刘先生托人在海陵城里买房子，购得王家桥东街普通房屋一处，单门独院，大小五间，于是就把家安在海陵了。刘先生仍在镇江银行里做事，何云就同刘母并四个孩子回到了海陵。家庭经济拮据，何云就到学校代课。刘母临终时，把刘先生、何云，以及一个有了十岁的大孙女叫到房间里去，其余三个都在门外；过了一会儿，里面喊三个小的都进去，刘母还来得及看了众孙一眼，去世了。

刘先生就一直在镇江银行。后来何云生下一女，起名五儿。若干年后，刘先生从镇江银行退休，何云从海陵小学退休，时常双双的出门，双双的回家，手上拎着蔬菜瓜果，对人都彬彬有礼，很安静的。刘家门里五个子女都大学毕业，除了最小的一个在本地，并且就住在家里，其余皆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刘先生、何老师在王家桥东街特别受人尊敬。

刘先生到杭州大女儿那里去了一趟，大女儿同父亲一起到了王家桥东街。下午，小女儿夫妇和孩子出去了，大女儿跟何云老太提起金子的事，刘先生在一旁不作声。一提起金子，何云老太马上说，在呢！原来，几十年前，刘母临终，把一块金条放在了何云的手上。

何云老太到房间里去，开了橱柜，从抽屉里也就把金条拿出来了。原样不变，在何云老太手掌上黄澄澄的耀眼。

坐到外面来，何云老太把金子送到大女儿手上，说，你们在家上学的时候，日子再穷，我没有舍得动，现在一分一毫不少，你们去分吧。大女儿也就用手帕包了金条，放进不离手的手包里去，说，当时祖母只有我们四个，五儿还没有……她留着半句没有说完。何云老太也没有等她说完，就很同意地点点头。

大女儿起身去翻旅行包，找出一张质地坚牢的白色的纸来，上面有黑色的字，刘先生的笔迹，想必在杭州写好的。这张纸送到了何云老大手上，大女儿说，这是爸爸写的。爸爸虽然身体健康，但他七十八岁了，有些事情还是预先写下来比较好。何云老太戴起老花镜一看，上面写的是《遗嘱》二字，底下内容是：王家桥东街这房子，原系刘某于某年某月购置，刘某与配偶何某在世时，房产权归刘某与何某二人所有，如若二人故世，则房产权归五个子女平均共有，相互之间可以折价转让。何云老太看过后，摘下老花镜，也点点头。于是大女儿把准备好的好的印泥送上来，刘先生伸出大拇指醮了印色，在他自己名下捺了手印，何云老太也找准了自己的名字，捺了手印。

有关财产事宜就这样办好了，刘家门里平平静静。晚上，何云老太小小的身影照样在厨房灯下忙碌。一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刘先生按照常规独自饮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五儿夫妇陪大姐喝了葡萄酒，何云老太也喝了一杯。

何云老太去找她的老同事们，都是退了休的小学老师，还有退了休的学校领导。她在老同事面前倾诉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老同事们于是有特地找刘先生谈谈的，有在路上遇着刘先生拉到路边说几句的，都说，刘先生，你在外地工作，你的病母，是何云服侍送终的，你与前妻所生四个子女，当时都不足十岁，是何云一手抚养成人，直到送进大学。何云这一辈子，是为你做了牺牲。她当时是看你可怜，才嫁给你的，她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啊。你最后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五儿也是你生的女儿，不是何云带到你门上去的，既然房子五个人分，金子为什么四个人分？再说他们四个人在外地都有住房，过得不错，老家这几间破屋，为什么还要来争？不都是一向认为何云比亲妈妈还要亲的吗？怎么现在这样计较？何云当初为了你这四个孩子，是不想生育的，你一定要她生，结果她生了一胎。她对待家庭，真是一贯照顾大局，你老这最后一手，无论哪个人，也会感到寒心啊！她也不是要为五儿争金子，你将心比心想一想……

刘先生不为所动，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她是填房！

人们不再言语。何云老太也没有告诉五儿。日子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过。

封永高

昌寿药店在考棚街上，大门两边有一副对子，“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是本地书家王子云的字，饱满、端正，有骨子。药店两间高大门面，进去又有四大间，深邃、宽敞。三面柜台，贴墙立满药橱，气势亦颇宏大。一进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买药的人，拿着先生开的药单子，进了药店，给算账的划个价，交了钱，便去让站柜台的抓药，拉开药橱上一方一方的小抽屉，一味一味地抓、戥，一期一期地分倒在纸上；吃三期，就摊开三张纸，均匀分倒三次。戥好了，别一个站柜台的就来查查，是否抓错，不错了，两个人都在药单上签个字，把单子收起来，尔后就—一地包包儿，三剂，就是三个包儿。煎药时需要后下的那一味，就单包个小纸包，放在大包儿里，写明“后下”。最后是包扎，整个这一帖药加个大纸套儿，纸套儿下面垫一张黑蜡纸，防潮；再用红棉线绳儿扎起来，留个扣儿，好拎。纸套儿上印有煎药法和服药法，还有昌寿店号，旁边有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意思是说本店的药，选材地道，炮制讲究，外面的人虽看不见，但天老爷是有眼睛的。

昌寿药店的生意是好的。除了北门外有一家恒德药店，全城再没有第三家，城里的人，以及东门、南门、西门外来的乡下人，买药就必到昌寿。在昌寿，药缺味的时候少，昌寿再缺味，就要上扬州大德生了，不过，也不必去，宁可请先生改一味。

昌寿药全，而且药好，是管事的能干。昌寿管事的不是老板，老板死了，管事的是个药工，叫封永高。老板在的时候，昌寿还没有这么大的格局；老板死了之后三年，昌寿的柜台、药橱加了一倍，房子也多了一倍，药店扩建了一回，才有了这个样子。

老板有两个老婆。大奶奶不生育，老板在四十一岁上娶了小奶奶，这是合乎当时的规矩的。大奶奶小小的个子，虽不识字，人却要强，在里面当家。老板中了风，她旋即叫药店里全体职员，都站到老板床边，又叫小奶奶带了十四岁的儿子，也站到老板床边，她问老板：“以后药店里由哪个管事，你指一指。”老板听得懂她的话，就拿眼睛看，最后用手指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封永高。

封永高受命之时，才二十一岁。

他做了管事先生，当晚就召集职员，无非约法三章。最后说：“药店虽是老板开的，却是我们大家的饭碗。店里的事情要靠大家。好花也要绿叶扶持，我年轻，多跑跑腿是应该的。老板当家的时候，药店开得是好的，老板不当家了，药店要开得更好，药店就是我们大家的脸。各位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我如有不到，各位就当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监督我，给我指教；不好对我说，就对大奶奶说。”

一席话，谦虚、本分、诚恳，又有骨子，无不悦服。

接着就是安内。他与管账的一起，到鼓店巷老板家里去，先看望了老板，尔后就同大奶奶、二奶奶坐下来谈家务。问每月家用多少？大奶奶报了一个数，他在上面又加了一点，作为老板的调养费，说，以后就照这个数，每月初五由账房送来，除此之外，无事就不好支钱、借钱了。大奶奶说这样很好。至于老板的医药费用，当然是尽用，实报实销。店里有的药，店里抓，店里没有的，哪里有就到哪里买；听到哪里有高明的先生，能请到的都请到。说：这是店里大家的意思。大奶奶、二奶奶说：“夏夏（谢谢）各位，夏夏各位。”

封永高就这样把昌寿药店管起来了。他是药工的本色，管事之余，一有空，还是做药工。

在后面炮制中药，不厌其烦。蒸、炒、煅、炙、浸、水飞……几十种工艺，有时一道工艺上要耽搁几天，他自己动手，用心钻研，精益求精，说：“开好药店，就要做好药工。”选料严格、炮制讲究，就从这里来的。选剩的药材，当兽药卖，很贱。

昌寿后来增加了一项小生意。特制了一种药末，还有一种膏药，专治疮疖、无名肿毒，价格低廉，夏秋两季，门庭若市，军民人等，购者如云。当时的人，头上身上就好生这些多余不争气的东西。先把膏药用火烘化开来，再把药末撒上去，热烫烫贴在患处，不出五日，必愈。

封永高对大奶奶说：“相公不光去念书，还要到店里来学学。”十四岁的小老板上学之外，就跟在封永高后面学徒，也是从药工学起。识别药材，记住药名、药性，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学成，小老板不长进，封永高就打他的手心，说：“这个药店，这么大家私，我是代你家管的；你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当家？”

元宵节这一天，药店关门，在店堂里年终结账。全体职员之外，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小老板参加。封永高向店主以及同仁报告一年下来的经营、收支；所赚的钱，提成做店本之外，店主得红利，店员得奖金，大小红纸包儿上恭书各人姓名，了了分清。小老板作为半个学徒，也得一个红纸包儿，做上学的学费和零用钱。

结账之后，大奶奶要说几句话，一是对封永高和全体职员表示感谢，二是提些希望，三是委任新的管事，当然还是封永高。这都是形式，但形式要做。大奶奶说过之后，封永高也说几句，总要带上些新意。

这一天晚上，店里聚餐。

第二天，封永高夫妇必上下穿得齐整，携带厚重礼物，到老板家里去，对店主（大奶奶、二奶奶）表示感谢，恭恭敬敬。

昌寿药店，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下来，兴旺，稳定。

解放的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小老板二十岁，在时敏中学高中毕业。封永高就要向大奶奶交店，由小老板当家，大奶奶不肯，小老板也不肯。小老板想到上海去上大学。封永高说：“相公出去求学，要么学法律，要么学中医，这两项以后用得上。”小老板点头称是。大奶奶说，以后，店主就用相公的名字。二奶奶叹一口气，流眼泪。

小老板在上海学的法律。毕业时他填登记表，学校里叫他“本人成份”填“资本家”。小老板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就在时敏中学，教历史。他把药店献给了国家。江州市工商界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有他一个。封永高和全体职员也就归了国家。国家派了一个干部来当经理，封永高留用为副经理。经理换过不少，封永高没有变动。

昌寿的风格也就一直地保持。至今还是那深邃宽敞的店堂，红堂堂的柜台和药橱，做药也还是选材严格、炮制讲究，抓药也还是认真细心。一进店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细小的变化也是有的：门面上“昌寿”二字凿掉了，但还有痕迹；门口“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样的对子，纸套儿上“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样的话，自然也都去掉了，新社会不兴这些东西。

每年的正月，封永高夫妇仍然必穿得整齐，携带厚重的礼物，恭恭敬敬，到鼓店巷老板家拜望。

现在，大奶奶、二奶奶，封永高夫妇，都不在了，只有小老板还在，六十几岁了，从学校里退了休，早上喜欢提个雀笼子到东城河边遛鸟。

巧妹

巧妹不是什么人的妹妹，她的名字就叫巧妹。她是光孝寺东边罗家的独养女儿。罗家也是寻常百姓，男人在蜡烛店里做蜡烛，女人挑香油担子。巧妹渐渐长成大姑娘，也不算标致，也不算风流。

后来，丁家巷里姓郭的二相公却就托人到罗家来求婚。这事情一传出来，一转儿的邻居再看巧妹就怪自己以前没有留心看。巧妹的鸭蛋脸虽然略大了些，但那眼睛多长，而且清水似的。那脸颊多嫩！那鼻子多直！那嘴虽大些，形状却是多么好！巧妹还有一个出众之处，肩小、臀宽，整个人像个花瓶似的，窈窕动人啊！

但是，郭家的求婚，罗家却未许。

罗家的男人还是到蜡烛店里做蜡烛。罗家的女人还是挑着担子出去卖香油。巧妹也还是在家里烧饭、洗衣、做针线。

街民们嘴里虽不说，心里对罗家赞佩，日子也便这样平平静静地过。

罗家隔壁的顾家，住进了一个姓顾的学生，在堂屋里搁了一张床，吃三顿，按月把几个钱。他是从南乡泰兴县黄桥镇来的，跟江州陈家桥姓翁的医家先生学医，祖上有交情，开始还不大注意，后来就有人说巧妹同顾生意思上好像不丑，至于两个人相好与否，却不敢瞎说。有一次巧妹在洧水河里汰衣服，顾生蹲在她旁边就着河水洗手，站起来后又同她说了几句话，才拿起放在树丫上的一本书离去，这倒是有人看见的。

然而，日子也便这么平静地过。

税局里有个吴正民，是北乡里下河老阁吴家庄的，家里水田有七百亩，兄弟二人，他是老二，年纪轻轻到江州来做事，二十几岁当股长。税局离此也不远，吴正民看上了巧妹，自己带着许多金银首饰上门求亲。

罗家的女人回他说：“我家女儿不把官里的人。”

吴正民不可能辞去官职，他热衷仕途，他在中统里还担任重要职务。他对罗家的女人发了狠，说：“我也不娶，看你家女儿把个什么人！”

罗家着了慌。有一天夜里，巧妹就拎了个小包袱，跟着她的舅舅坐船到江南去了。舅舅有个朋友在常熟做铜匠，巧妹就嫁给了铜匠的大儿子。铜匠家的门口挂满出售的铜器，风过处，叮叮当当地响。

吴正民也没有办法。

顾生不久之后也不见了。

过了几年，江州中山塔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

郭家二少爷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人又不振作，得病死了。吴正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兼地主分子的帽子，安排在烟酒店里卖香烟，后来又查出他的什么问题，判了无期徒刑。

巧妹和她的丈夫从常熟回了一趟江州娘家，光孝寺、洧水桥一带的街民都看到了。那小铜匠在常熟做了车间主任，人生得不好看，配不上巧妹。巧妹瘦了些，别的也无大改变，手上搀了一个小男孩。巧妹对她从前的女友说：亏得我家里不慕荣华，要不然，我现在怎么过？众皆点头，莫不叹息。

巧妹是独女，罗家老两口常到江南去。来去时虽见得高兴，但也有些凄凉。后来，巧妹小两口就迁调到了江州。

巧妹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黄桥镇的那个顾生来了一趟。邻居看见他下午进了罗家，过了个把时辰，巧妹夫妇两个送他出来，在门口点头道别，很客气，看不出什么。

顾生不在黄桥工作，他远了，在安徽省。他在一个县医院里当医生。他在那里有了家小。

巧妹的男人生病死了，丢下了巧妹和一双儿女。巧妹的儿子女儿这时也大了，很快的，都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

于是就有人找巧妹，要同她“介绍”，巧妹说：“过些时，再谈这件事。”

巧妹肩上吊着一只旅行包，出去了。

她说她去玩了一趟黄山。黄山好啊！

巧妹后来就同一个离休老干部结了婚，到扬州去了。

田　二

田二是个瓦匠，考棚街一转儿人家都认得他，遇到都跟他招呼：“吃过啦？”因为说不定哪天要请到他。

田二高高的个子，瘦猴似的，常年身上一件旧蓝褂子，敞着，如果加在棉袄上，就连棉祆也敞着，这是他的习惯：敞怀,仰着头直走。他的裤子自然也不讲究，就像灯笼似的，空荡空荡。他另外还有一顶旧布帽子，软耷耷堆在后脑勺上。他的衣服、裤子和帽子上总有许多的石灰点子，脸上也总是有几个，有时被他顺手抹过了，像马马虎虎搽的粉。他的脚上，赤脚穿一双旧球鞋，上面用黑的布、蓝的布、绿的布重叠地补过了，并且早已让泥灰弄脏了。他早上出去做，晚上归家，胳肢窝下夹一把瓦刀，手上拎一个结满石灰的灰桶。

雨季的时候，田二最忙，天天不止一处来约。“田二，明天无论如何请到我家，山墙剥下来了！”“剥山啊？”“剥山！”“好的，明天先到你家去。把泥、灰、纸脚准备好。”“石灰等你泡？”“等我泡！”

第二天，绝早地，田二就夹着瓦刀、拎着灰桶到了。山墙倒了的那个人家，全家就都起来。田二屋里屋外望望，说：“剥得不轻！”主家说：“不轻！吃着饭，外面轰隆一声，晓得山剥下来了。挨不掉，非请你来不可。”田二说：“假如俯就镶上去，雨一大，还是要剥。要拆掉重砌！”“要重砌吗？”“要重砌！”“砖头够吗？”“不够再找！”“好吧，随你。”

田二就动手泡石灰。或者泡在一只坏缸里，或者在人家院子里开个塘，或者就堆在天井平地上。主家拎来水，由田二一桶一桶地倒，用四齿耙在里面拉过来推过去。石灰一有水就鼎沸起来，热气腾腾，噼啪作响，倒了山墙的一家人就都站在旁边看，视为壮观。

田二把石灰泡好了，就动手撕纸脚，灰尘直往他脸上扑，他也不让，一边还说着话。撕好了，对主家说：“放水泡。”他就洗手、吃早饭。早饭很简单，主家平常吃的：两碗烫泡饭，几块萝卜干。田二一边吃着，一边就看着小工和泥，碗一丢，田二抹抹嘴，就上梯子，拆墙。

砌山墙要两天。头一天，只能砌一小半，就丢在那里，第二天再来往上砌。夜里，倒了山墙的那个人家就等于露了天，如果风雨还不停，就格外挨点搅，但也就挨过去了，平心静气。

中午一顿，主家是要特地弄一点好菜的：割一点肉烧烧，买几块豆腐。田二中午不在人家喝酒，要抓紧时间把事情做掉。他吃过饭，站着略歇歇，闲谈几句话，就又动手了。

傍晚完了工，田二就把帽子格外往后脑勺推推，屋里屋外望望自己的手艺，对主家说：“再大的雨，也不怕了。我包你二十年不得再倒！你这是乱砖墙，假如是整砖，五十年也不得再倒！”主家脸上绽出笑容来，完全相信他这话。于是就坐下来吃晚饭，也很简单，烫泡饭；菜，是中午剩下的再热一热。也还是不喝酒,田二说：“不在这里喝，你们还要收拾半天！”晚饭吃过，就算工钱。田二总是对主家说：“二级半，我是二级半！”又自信又惭愧似的。二级半瓦工是每天壹元叁角，他做了两天，共是两元陆角，主家绝没有还价的，马上就数出票子来给他。田二蒙蒙亮就来了，中上又不歇，晚上做到黑，吃又不讲究，给这个钱不为多。田二把钱往胸口衣袋一塞，说：“走呐！”点一个头，拎了灰桶，就走了，瓦刀夹在胳肢窝下。田二是奔雅堂浴室，五分钱洗个澡。旁边的人把田二一想，就说手艺人好，在外面混了两天，另外还得了两元陆角钱。

田二就这样，是个野瓦匠。街民们住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旧屋，少不了一个野瓦匠。从考棚街，到天禄街，以至到获柴巷、王家小桥，一大片地方，田二不停地跑，天天有得做。街民们相信田二，认为只有他能砌乱砖墙，多少年下来不凸不凹。田二拾漏子也好，他那么高的人，在屋上拾漏子，脚底下不作兴踩破一片瓦。主家仰了头望着，只要听到屋上“卜”的一声，就晓得瓦被踩破一片了。田二拾过漏子的屋，同时也就整理一新，瓦行子笔直，瓦一片伏一片很规矩，屋上落的树叶子和猫儿屎都用扫帚刷下地。

翻旧房建新房，算是大工程，平地砌屋、立柱安梁，人家就不请田二。不知请的哪里的瓦匠，大工小工一大串，又是香烟又是酒。田二每每会出现几回，他似乎总能认得那些瓦匠里的人，彼此很熟地打招呼，说些内行话。主家见到田二，也会来敬烟，但他不会，用手推掉。他站在那里望望，看看墙砌得直不直，梁柱安得好不好，有时就对瓦木匠提醒一句什么话，在某一处纠正他们，并说出些道理。他是站在主家一边去考究的，也好像他对这一带房屋负有一种责任似的。来砌屋的瓦木匠对他不反感，而且很尊重。田二这样尽了他的责任之

后，就离开，有他自己的事去了，手上拎着灰桶，胳肢窝下夹着瓦刀。

府南街那里挂起了建筑公司的牌子，公司下面还有各个建筑站。就有人来动员田二，说是都要有组织。田二被叫到居民委员会去谈话，告诉他建筑站缺老师傅，他去了就定三级半。田二不肯去，说：“不习惯！”最后，他把儿子叫回来，加入了建筑站，儿子在外面也是做瓦匠。

多少年一过。田二的儿子成了建筑站说一不二的大师傅，成年不在家，在外面包大工程，会砌宾馆大厦。田二仍是一个野瓦匠，仍是专门给街民的那些旧屋补墙拾漏。他的衣着似乎也没有变，总是一件溅满石灰点子的旧蓝褂子，赤脚穿一双旧球鞋，用布补过了。在人家做完工后，也仍然是那两句又自信又惭愧似的话：“二级半，我是二级半。”

田二并不怎么见老，他还是瘦精精的，敞着怀，仰着头直走，旧得不能再旧的布帽子很有气势地推在脑后。他能说得出哪一家有几间什么样的屋，哪一年墙倒了在他手上修过，哪一年为了透气后墙上开了个窗子，哪一年因为后代人上来了，天井里盖起了两个小厨房。

阿　春

阿春是下河来的女人。下河在江州北面，兴化、宝应、高邮三个县统称下河地区，也有叫北乡里，也有叫里下河的，反正全是水田。下河人到江州，只有水路。一把橹，慢慢摇，不着急。阿春到江州城上，是来做唐家二少爷的老婆的。

　　唐老爹二十年前，街上好像就没有他这个人。他空锁着三间破屋，成年累月地不在，带着一块惊堂木，背着一把“丝嗡子”（二胡），在北乡里下河东庄转到西庄，不是说书，就是唱曲。三十多岁的时俟，唱回来一个下河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大奶奶了。他们把三间破屋改成了草鞋店，专卖草鞋。冬天的草鞋叫做毛窝，穷人一个冬天有三双，也就能过去了。唐大奶奶的老家，在高邮界首，稻草自是不用说，水荡子里又产芦柴，所以芦柴花儿是有的，草鞋、毛窝就在唐庄做好了，用大船摇到江州来。

　　唐记草鞋店开在学政街，后来在城北下坝街上又有一个分店，兼作仓库。屋后正好是稻河，下河来的船都停泊在稻河里。稻河很低，下坝街河边的屋子下面都有长长的柱子撑在河底，行船的人是不作兴让船撞到的，也不作兴在这些柱子上扣船绳。

唐老爹发财了。

　　唐二少爷十七岁的时候，唐大奶奶下了一趟乡，带来阿春。阿春那年二十一，阿春不是唐家庄的，是唐家庄对河李家庄的。

　　唐大奶奶的算盘是：阿春既给二少爷当老婆，又在家里做佣人，从烧饭到洗衣，有她一人就行了，又放得心。

　　阿春壮实，生得还清爽，红嘟嘟的脸，个子大了点儿。

阿春果然就能又当二少爷的老婆，又做唐家的佣人，勤快、满足。

唐老爹对唐大奶奶的做法，亦无异议，只不过他有时看看二少爷，心里就似有些惋惜。这惋惜的意思，唐大奶奶看得出来，对唐老爹说：“丑妻好田家中宝！”阿春当然还不能算丑，但配二少爷，很悬殊。

二少爷是个“标品”，极俊秀。到金城戏院去看戏，穿一身西装，皮鞋子尖尖的，浑身透出灵毓之气。也有不足之处，年龄的关系，略显稚嫩，尚少气魄，但以后那是会有的。

二少爷有一回被大少爷一拉，带他去了烟花巷。大少爷自己很熟地钻进了一个房间，叫二少爷自己各个房间去看看。二少爷不习惯，他站到大门口去了。后来，被大少爷笑了一通。大少爷非要二少爷下水不可，就很认真地物色了一个，二少爷果然被这个姑娘迷住了，每天都去。

这些事，阿春都不知道。有一天，阿春在厨房里洗菜，邻居一个女人走来，朝她上下看看，说：“阿春，你这个样子太不行了，你也要晓得打扮打扮自己呀！”她就悄悄告诉阿春，二少爷天天去烟花巷，相好的姑娘叫兔子，在某巷某家。

阿春一听，木住了，但她说：“他是少爷呀！”

女人点头暗叹，又对阿春说：“话固然不错，我也不是挑你去管他，但你是他老婆，你不应当绊住他吗？他是你的人呀！”

然而阿春不晓得怎样才能绊往二少爷。她有几天也注意把头梳得好些，衣服也换过，对二少爷服侍得更小心，但这一切二少爷根本不曾有眼睛看。二少爷的心的确不在家里。

阿春不怪二少爷。但她想看一看兔子。

有一天，阿春趁着下城河去汰洗被褥的机会，把衣裳篮子往路边一个人家一放，拜托了一声，就到烟花巷去。七拐八绕，她找到了那一家。进了门，她不敢冒失，问了一个年纪不轻的倦懈的女人。那女人手一指，说：“那不是兔子！”阿春于是看到了，兔子小小样样的，岁数比她小，神情却也是倦懈，这都是夜里少睡觉。“兔子，这位嫂子找你！”那女人这一声叫，使阿春慌了，但也便看到兔子朝她仰面的一看。兔子是惹人疼爱的，兔子又是伶俐有心眼儿的，兔子是个“小精干”。阿春说：“不是你，我不找你。”她就快步离开了。

阿春没有说过二少爷一句，她随他去。

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有几天二少爷精神不振，长吁短叹，晚上也不出去了，有时还淌眼泪，不止一次。阿春猜想，必定是兔子怎么样了，但她不敢问二少爷。正好原先劝过她的那个邻居女人来告诉她：“你可晓得？兔子得急症死了！”阿春就吓了一跳，忽然冒出许多眼泪来。“你要哭什么？”女人问她。“我看见过兔子。”阿春说。

阿春现在七老八十了，天天早上还能出来买豆浆。有一天，老阿春忽然想起往事，对她的一个儿子说：“你们不晓得，你父亲从前也不学好，在外面有过一个女人。”儿子问她那女人什么样子？她想了一下，脸上出现爱惜之意，说：“不丑，小精干。”

粽子

巷子里有个盐店。普通的民房，普通的两扇门。进门之后，门掩里有一个盐斗，木头打的，下面是斗子，梯形，底小口大，能堆好多盐；上面一根横梁，悬挂一杆秤，没有秤钩，一个紫铜的大戥盘，做成畚箕的模样。盐是粗盐，大的有蚕豆那么大。附近的街民买盐，就拿了家中的盐钵子，到这个盐店去。门是开着一扇的，进了门，喊一声：“买盐哦！”屋里就会有一个轻雅雅的声音应道：“来啦！”这一声的确极轻极雅，事情再急的人，也会有了在门口等待的耐心。于是，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来，中年，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这就是“卖盐奶奶”。卖过了盐，她就仍然回到屋里去，做别的事情，等有人喊，她再出来。

街民们只管买盐，卖盐奶奶的盐斗里也总是有盐。街民们就不曾关心过，卖盐奶奶的盐是从哪里进的？什么时候进的？

卖盐奶奶除了出来提井水，几乎是足不出户的，井也靠近得很，没有几步远。卖菜的卖油的，总是叫卖到人家门口，还有卖针线卖洋油卖烧草的，也都是卖到人家门口。米，需要到米店去买，但并没有看到卖盐奶奶去过米店。因为去买盐，见过卖盐奶奶的人很多，但同她说过话的人就不多了。卖盐奶奶不大同人说话，她只是认认真真地卖盐。

卖盐奶奶屋里就她一个人。街民们也不曾关心，卖盐奶奶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儿女？有没有亲戚？老的街民晓得，卖盐奶奶的屋子，一底不是她的，是周家的，周家把房子卖掉了，一家都去了上海，以后就住来了卖盐奶奶。

她只是卖盐，别的不卖，这能赚几个钱呢？冷冷清清的，但卖盐奶奶也就这样冷冷清清的过着。也不见她胖，也不见她瘦，也不见她老，总是那个模样，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

合作化的时候，卖盐奶奶的盐斗子就搬到街上的合作小店去了。小店里只有三个人，她卖盐，其它两个（也是女人）卖酱菜萝卜干，卖烟酒肥皂糙纸。卖盐奶奶像一件古物似的，一下子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街民们好像这才把她看清楚了：细细的两条蛾眉，不大不小的一双杏子眼，清水似的，黑白分明。鼻子侧看大了些，正看饱满，笔直。一只嘴是樱桃小口，撮在那里，圆圆的。头发水光光的，一丝不乱，梳个嬷嬷鬏。额头雪白的高高的，身量娇小，神情古板。有人来则卖盐，无人来就坐着，别的事不管，虽说合作了，还是一个没有合作的样子。街民们提到她，还是叫她卖盐奶奶，但她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写在合作小店的营业执照上，挂在小店的墙上，那上面有三个名字，一个何秀英，一个马陈氏，一个粽子，粽子就是卖盐奶奶。

似乎没有多久，卖盐奶奶就不到小店里卖盐了，她回了家，不工作。然而她那小院里，却有了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隔个把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操扬州口音，到她这里来过上一天。她的大门，一般总是关着的，不与人来往。这样地过了几年，扬州的小夫妇把孩子带走了，卖盐奶奶复只一人单过，而每个月，却有了从扬州汇来的钱。

社会上房屋渐渐紧张，于是就有人敲门，看上了卖盐奶奶的房子，想租一间住住。他们都没有得到应允。卖盐奶奶就一个人住三间屋，一个小院，围墙高高的，上面松树林似的长着瓦花，还有些狗尾巴草。

卖盐奶奶需要每天出门上街了，到菜市场上去买菜。有时也会看到她买了米、面条，买了油盐酱醋回去，小脚歪歪的，慢慢地走，贴着墙边儿。但人们还是不大看到她，因为她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人们都上班去了。人们对卖盐奶奶的家的印象，总是两扇关得紧紧的大门。

四周人家安装自来水，巷子里的地面都挖开了。邻居们就敲卖盐奶奶的门，对她说：“我们都装自来水了，你也趁手一齐装吧。”卖盐奶奶摇头摇手，说：“不装，我一个人。”于是，还是看到她到井上提水。提水亮子已经有年代了，锯掉了一半，长的变成了扁的，但提在手上，正好没有那么重了。卖盐奶奶一手提水亮子，一手提吊桶，打水回去，所过之处，路上有两行水滴出来的潮印子，一直到她门口。

后来有一个老头子到了卖盐奶奶这里，一起过。老头子气概不凡，满头白发，紫红面皮，人很结实，衣着也不差。买菜，提水，买米，就都是老头子的事情了。有多嘴的街民在路上问老头子：“卖盐奶奶是你什么人呀？”老头子回答说：“我妹妹。”扬州口音。

卖盐奶奶生了病，住医院。天天去送饭、服侍的，就是这个老头子。卖盐奶奶后来死在医院里。她早有写得好好的遗嘱，房屋给她的扬州侄儿某某。扬州侄儿就是老头子的儿子。卖盐奶奶临终前，他赶到了，见到了面。侄儿也不年轻了。

老头子一个人在卖盐奶奶屋里又住了两个月，把房子作价卖了，就到扬州去了。

据说，只有派出所的人才知道底细：卖盐奶奶从前是这个老头子从什么人手里救出来的，老头子过去是个贩私盐的头目，卖盐奶奶的盐，除了向盐仓进一点做样子，其余都是贩私盐的暗中送来，吃的米也是顺便就带来的好米。这房子，是老头子当初为卖盐奶奶买的。至于一世以来，他们怎样相处，怎样的感情，那就不晓得了。

绮凤

绮凤是糟坊街王家巷里的，在扬州一个学校里念过书，毕业回来之后，应聘在私立时新中学教生物课。她是新式人物，性情又极潇洒，糟坊街的人时常可看到她与几个风流倜傥的男子并肩而行，且可时闻其哈哈大笑之声，头往后忽然一仰，笑嗓高出众男子之上，脆亮、跳荡。

绮凤小姐的书房，也就是她会客的地方。她的书房里，经常的高朋满座。到她那里去谈谈说说的，大多是学校里的青年教员，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绮凤小姐尚未婚配，书房里的那些男子里面，想这心思的人无疑不止一个，这情况就像一群蜂蝶，围着一朵香香的鲜花，团团地转。

然而，这样玩了两年，绮凤并没有嫁给这些男子里的哪一个，而是做了一位青年官员的太太。这位青年官员是南京来的，背景深得很，前途未可限量。据说，他是仅仅偶然在一次舞会上，才认识了绮凤小姐，一见倾心。那时，会跳舞的女子，在小城可真是凤毛麟角啊。

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绮凤的身边围绕有那些男子，也听不到她那哈哈的大笑声了。她的蜜月，是到南京去过的。与她的先生双双从南京回来以后，她依然到时新中学教书，但来去都坐黄包车，珠光宝气的，表情高傲，目不旁视。

糟坊街上的人，觉得那些做教员的男子，一个个都像瘪下去了似的，但又显出些清高。

绮凤小姐后来却一个人回到了王家巷。原来，那位青年官员忽然地就死了。绮凤小姐从此杜门不出，时新中学的教职也辞掉了。街民们谈起这事，对绮凤小姐不怎么同情。

自从绮凤回到王家巷，便有一个男子去得最勤。人们认得，他是以前那一群男子里的一个，一直地在时新中学教书，是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他是个马脸，长长的，大相不错，不难看。

于是，绮凤小姐也就逐渐露了面。每每在傍晚黄昏，她便挽着这男子的臂膀，二人双双到天滋河边去散步。

绮凤小姐也委实是生得不错，苗条，适中，白净的脸，大大的眼睛。虽说经历了一番人生，与以前比却也看不出有甚不同，眼睛黑了些，却更好看，只有那哈哈的大笑声和那头往后一仰的样子，不再有了。她走在那男子身边，有如一只依偎的小鸟，显示了一种朴实情态的复回，倒也使人同情，不再想去嘲笑她从高枝上栽下来的悲剧。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大事：旧社会被推翻了。

人民政权发展教育事业，缺乏师资，绮凤就去做了小学教员，脱下了府绸旗袍，穿上了兰布的列宁装。

然而，那个长长脸的男子，再一次从绮凤身边消失了，王家巷里再也见不到他来。当他放学回家一个人走着时，显得特别孤独、抑郁，贴着墙边儿无声无息地走着。再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他，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原来，绮凤重新嫁了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大人物，也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因为娶了绮凤，而受到了降级的处分，但他不在乎。

糟坊街的人后来看到了这个人，个子并不高大，扁扁的头脸，身子微微有些歪斜，年纪比绮凤明显大些，穿一身质地不一般的银灰制服，令人敬畏。绮凤走路依偎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从不与人打招呼，而绮凤则显得甜蜜、满足，脸上放出光来。

绮凤后来不当教员了，到机关里做了委员。

然而，绮凤的丈夫原来却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据说在会上公然地说了出格的话，犯了错误，于是被一抹到底，受了开除的处分，送到原籍的乡下劳动去了。原籍是兴化乡下的。

绮凤没有下乡，她同她的丈夫离了婚。这是应该的，因为立场问题最重要。绮凤早已不住在王家巷，但时常是到父母这里来的，后面跟着两个小孩，就是跟那个人生的。街民们多少听说了她的事情，对她远远地也有些同情。

过了几年，绮凤丈夫的事情有了和缓，得到了恢复，但就在乡下当了副社长。绮凤坐了船，到兴化去了一趟。这时的绮凤，人家已经喊她是部长了。然而，绮凤停留在兴化城上，没有到乡下去，因为她得知丈夫在乡下与一个农村寡妇同居，这寡妇有三个小孩。绮凤回来后就把这情况公布了出来，左邻右坊的都晓得了。

时光一晃过去了多少年。绮凤没有再嫁人。大家替她一想，不错，她的事情现在是难办了，叫做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也就见得她满头的乌丝花白起来。但她周身气派还是高人一等的，是的，从年轻时起，她一贯没有把自己平常地看过。

老绮凤到了五十多岁上，第三次结婚。糟坊街的老街民们看到，她的新丈夫脸儿长长的，就是三、四十年前的那个青年教员，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原来，他一直是在扬州教书，现在是副教授。

据闻，老绮凤说，也有人给她介绍省里的离休干部的，条件好得不得了，她都不曾答应，但这个人，一说，她就答应了，难得人家一辈子都把她放在心上，她不能一错再错了。

乡忧

蒋云先生是半亩轩的老名流。他这人命奇。三十多岁上死了妻，接着自己一场大病，好了之后废了一条腿。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后来是做教师。因为废了一条腿，就不再想到学校上班去了，办了长期病休手续，对他这人来说，等于是退休了。

蒋云先生这样做，还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蒋新，当时才九岁，并无别人为他料理家务，他得自己承担起来。

蒋云先生后来就在家中授课。有那高考落榜，下年还想再考的，可以到他家里补习。从语文外文到数理化，各门功课都是他一人讲授。他家人丁虽不旺，祖宗留下的院子屋子却颇大，容纳二、三十学生不觉得拥挤。辅导之余，蒋先生也就把饭菜做好了，儿子放学一回家，就有得吃。

蒋先生的补习班成效极高，遂年年学生满座。这项收入多少年来等于固定工资一样，也颇丰厚，对于病休的他，正好是一个弥补。蒋云先生的补习班直至前几年还在办，如今不办了，主要是因为蒋先生想歇歇了。

蒋云先生最忧虑的，是他的儿子。蒋新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好当工人。但蒋新各门功课成绩是优异的。国家决定从工农兵当中招收大学生时，蒋云先生就让儿子报考了。其时儿子已做几年工人，具备报考资格。蒋新也就考中了，蒋先生高兴了几年，直到蒋新毕业分配。但从此以后，对儿子的忧虑却年年加深。

蒋新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边远而又艰苦的省份去了，工作是做中学教师。一晃数年，只回家一次。想办法把儿子调回家，就成了老先生时刻萦绕心际的大事。蒋新也与父亲一致，想调回老家。但蒋先生只是私塾先生一样的人，孤独得很，要把儿子隔七八个省调回来，真觉得没有办法，况且行动既不便，年岁又大了。蒋新那边看来也无头绪，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蒋老先生从无牢骚怨言，他只是默默等待。不免有人叹息说，蒋先生虽有儿子，等于无有。

蒋老先生的忧虑，终被儿子一封信驱散。蒋新得以调回本省了，但不是本地，而是一个发达的中等的城市，与本地隔江相望，坐汽车是大半天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回到本地小城来还要好些。蒋老先生的欢喜，可想而知。更可喜的是，蒋新有了女朋友，就在调回的路上旅行结婚了，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这位新妇不是出自寻常人家。见了这括号里的话，蒋老先生忽觉一种忧虑，虽无十分道理，却是挥之不去。信中还说，一时还不能回家探望，等安置妥当后，尽快携妇回家拜见父亲大人。

蒋老先生就一心一意等儿子媳妇回来探望他了，家虽破旧，却收拾打扫一新。等啊等，蒋新却似乎忙得连回来一趟的时间也没有。新来的信上要求父亲到他那里去，如何乘长途车只要四个小时，下了长途车如何乘公共汽车只有五站路，都一一写得明白。蒋老先生甚为不快，回了一信，婉言推辞不去。蒋老先生跟一二老友谈起这事，也还是生气，说，既然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呢？这话问得确也有理。

以后，蒋老先生仍然只有从儿子的信上了解儿子的近况。数月之间，儿子寄来四封信，告诉了自己工作的变动：第一封信说他由教师而做了教导主任，第二封信说他做了校长，第三封信说他做了某区教育局局长，第四封信说他被调往某县做了县委副书记。蒋老先生接到第一封信时高兴，接第二封信时更高兴，接第三封信时微感吃惊，接第四封信时不觉大吃一惊，背上似乎滚过一道寒气。

蒋老先生久久深思，数易其稿，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许多古今的道理。“汝是平常人家的儿子，到得这个地步，当思侥幸二字，父不望你有为，亦不怪你庸常，位高则险大，权重则害巨，儿以古人廉洁二字时时铭刻心头，愚父死而瞑目矣，不然，则死不瞑目。”这是蒋老先生给儿子信上末尾的几句话。

大约一年多以后，儿子忽然又从某县调回城市，信中透露又升迁一级。蒋老先生握笔之手直抖，给儿子写信说：“非以为吾儿不能也，乃以天下济济，何独钟爱吾儿？吾大不安，不以为喜，且以为忧也。望吾儿刻刻以圣贤古教勉之勉之，则老父幸甚，百姓幸甚，国家幸甚！”

这封信去后，儿子好长时间没有信回，蒋老先生只有摇头叹气而已。不想，却有传闻到他的耳中，说他儿子在某县时做下不好的事情，如今某县有暗状追告上去，于他儿子前程大碍。蒋老先生一听，觉得有点像，于是一封长信写给儿子，先责他久不来信，再要他如实告知近况。蒋老先生的健康立时衰退。

儿子来信说，确有人捣蛋，但目前仍在某局任职。信极简短，不得要领。老先生一看却是明白，外面传闻大抵不差。儿子在某县时做下的那等事情，自然是不会如实告诉他的。老先生独自垂泪，就像儿子被劫走或被杀了一样。过了几天，他才有力气给儿子回信，对儿子痛加训戒，叫儿子不必再来信，好自为之吧。

儿子果然也就没有再来信，父子关系似乎僵住了。

但老先生终于又收到儿子的信，是从一个较远地方写来的。原来儿子从市里调到省里某厅当副厅长，兼任某农场场长。这个农场想必很大。老先生叹一口气，就给儿子复了一封最短的信，其中写道，“世事固非老朽所知，此次儿之工作实为主要负责农场，可算是下了基层，但级别毕竟有所提升，实为父所不敢想象，领导让儿在较艰苦地方从新做起，儿当自思自警。以古衡之，儿乃民之父母官者，一切该当如何，不待我言。自此以往，儿之事，父不再论。”

蒋老先生给儿子写信皆存有底稿，至此一并取出，拿到天井里去，付之一炬。

老鹤

老鹤的家在城北旗杆巷。他是个高中生，离毕业还差半年，不上了，因为他生了病。老鹤的样子，一直就像个有病的人。他很瘦，瘦得两肩高耸，背也就驼上来了，站着时活像一只仙鹤，同学们就不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老鹤，他听了很高兴，把肩头直抖直活的。

老鹤的病，只能叫做体质太差，差到连听课也不能坚持下去。“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自己很有数的样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镇静。

老鹤的同学，喜欢跟老鹤玩，即使他不上学了，大家还是常到他家玩，因为老鹤是最快活的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绰号，一个谐音，都能使他跳啊笑啊，手舞足蹈，以至于吊在人的背上直蹦直叫，要人跟他一起快活。

老鹤的爱好是买书，数学书、物理书。这些书，他自己绝对看不懂。《广义相对论》、《经典场论》、《现代波导理论》、《凸函数和奥尔里奇空间》、《抛物方程的网络积分法》、《偏微分方程有限差分方法》……这些大部头，他一本接一本买，买回来就用洁净的纸包起来，在书脊那儿用毛笔写上书名。

遇到同学，他就告诉他们，他又买了一本好书，是如何的好。同学到了他的家中，他就把书柜打开，让他们欣赏。他的同学只是用眼睛朝里面望着，不动手去拿，因为他们也是看不懂的。

“你买它们有什么用啊？”

有人会发出这个疑问，老鹤一点也不意外，他的眼睛倒反而特别地亮起来，兴奋的样子，回答说，“我是给我的弟弟买的啊！”

老鹤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同学们一听老鹤的话，就都大笑，说老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老鹤对于一下子获得这一称号极为高兴，他跳着笑着，说，“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老鹤还喜欢收集世界名画，印刷精致，确实叫人爱看。他收集最多的是贵夫人的画像，也有一些西方小孩的画像。有女生到老鹤的家里，老鹤就把这些给她们看。描绘外国小孩的名画，就被女生要走了几张。“她们将来，应该有这样可爱的孩子。”老鹤把这事告诉男生，并且这样说，大家就都无言。

老鹤进了街道办的纸品厂，当会计。这时他的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老鹤的厂是三大间阴暗的旧屋，一个大院。老鹤就把女工春云往他家里领，打开书柜叫春云望，拿出名画给春云看，这时老鹤的脸上升起两朵潮红。

“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望着春云。

“我的命也不会长。”春云低着头回答他。

春云同样很瘦，同样是有病才不再上学的，她是个初中生。

老鹤和春云就结了婚。老鹤拿出一幅外国名画来，上面画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们应当生一个孩子！”他对春云说。

春云望着他，脸上是恐惧，但是她勇敢地说，“哪怕对我有危险，我也为你生一个！”

老鹤就有了一个儿子，春云不曾有危险。

老鹤的弟弟被老鹤的同学叫做二鹤，这是无理的，其实他有一个好名字，叫登阁。

登阁是个不活泼的人，平时只喜欢呆在家里。他读到初中，后来就当了工人。老鹤在家里把登阁教到高中的程度，登阁就自己啃起那一本一本的大部头。

大学停招十年之久，高考恢复了，老鹤就去给登阁报考，登阁被录取了，是数学系，跟老鹤的两个高中同班同学做了大学的同班同学。登阁如今早就是博士生资格的教授，他自己也写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老鹤就把它们排在他过去买的那些大部头的后面。老鹤说他弟弟如今很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探望了。

老鹤如今在街道工作区抄抄写写，抽空儿就到股市上去，他还从来没有输过，不过他是小户，赚得很有限。“我现在，就为儿子。”他说。

月珍儿

得富儿是个死无用。念过几天私塾，后来到水鲜行里学生意。行里全靠手上一把秤，心算得要快还要能言善辩，会察颜观色，该笑的时候笑，该狠的时候狠。这一切，得富儿学了几年学不会。他会称秤而不精，会算账而不快，也许反而错给了人家；他也能狠能笑，能说几句，但那是白说掉了、白笑掉了、白狠掉了，人家反而看出他是个无用的人。后来，行里就不让他执秤，叫他管些杂事。从此，得富儿对于行里执秤的人，就由衷佩服，对于老板，更是敬畏，即使在外面，如果听说某人在某店某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就顿时萎缩下去，对人家用迷惘、畏惧、佩服的眼光窥视，如果看到文武官员，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就看呆了，嘴巴不觉就张了开来。哪怕在夏天，得富儿走在外面，也是哈着腰、缩缩的。

得富儿的女人叫月珍儿。她是鸳鸯楼那儿的，家里开油坊，磨麻油。她是围着麻油磨子长大的。有眼力的街民们看出，月珍儿不会是个安份的女人。她虽然不好看，大嘴，门牙支在外面，但身体饱满，腰肢活劲，眼睛过于明亮，笑声过于响脆，皮子也太白。然而，谁叫得富儿偏偏是个死无用的人呢？

月珍儿的相好的，果然很快也就有了，却不是外人，是得富儿的姐夫。姐夫在上海做事。有街民听见他在浴室池子里跟人卖弄过外国话，叽哩咕噜的，他在上海大约就说这个。姐夫并不时常回来，但隔一段时间，也就会看到他。他穿着奇怪的衣服，认得的人说，那就叫西装。他的脚上总是皮鞋，黑的红的都有，走路响。月珍儿白天就同他相好。门一关，谁也不晓得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姐夫从里面出来离开的时候，就低着头笑眯眯的一路走去。

得富儿所在的水鲜行后来关掉了，得富儿就失了业。月珍儿同他两个，锁了门，到上海去找姐夫。过了几个月，得富儿回来了，说他不习惯在上海，吃的水叫自来水，有药水味，住的地方整天整夜走汽车，睡不着觉，况且也不能就把家丢掉不要了。原来，姐夫在上海确实有些头绪，能为他们找到了一间屋。但上海人房子小，烧饭、睡觉、上马桶，全在里面，受这个穷罪，得富儿也不愿意。还是靠姐夫的本事，月珍儿在上海马路边上摆个小摊头，卖水果。卖水果能赚钱？能！月珍儿能养他。

以后，月珍儿果然就没有回来，也果然每个月寄十块钱给得富儿。得富儿一个人过得蛮惬意，天天上茶馆。过个把两个月，他就到上海去一趟，回来的时候，不是身上有了一件半新的外套，就是脚上有了一双半旧的皮鞋，时常跟人吹些上海的牛皮。

时光渐渐过去，得富儿渐渐老。有一次他收到上海来的电报，就急急地坐船去了。回来之后街民们才晓得，是他姐夫死了。得富儿说，“还好，月珍儿已经有了上海的户口。”他说他姐夫办公的地方在外滩，那里外国人多。

月珍儿一直没有生育。得富儿说，“又不是我没得用，是她没得养。”

但多少年之后，月珍儿却生了一个儿子。得富儿到上海去带了回来。得富儿说，这孩子是他上一趟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了的。那男孩在街上长大了，姓得富儿的姓——史，长到十几岁，清清俊俊，背着书包上学。他既不像得富儿，又不像月珍儿，不知道像谁。他穿的衣服，都是上海寄来的，全是上海的式样。

街民们说，“也就罢了，得富儿虽一世无用，却总算有了这么一个儿子，不管是谁的吧。”

怎么料得到呢，这孩子就得急病死了。得富儿像女人一样号啕大哭，月珍儿没有回来，她寄来了丧葬费。得富儿听到敲铛声，就把瞎子请家去算命。瞎子给他掐过八字之后，说，“你命苦！但吃穿到老不愁。”得富儿以后就承认他命苦，又说有得吃有得穿就行呐。

又过了十多年，得富儿早已不大去上海了，月珍儿每月的钱还总是按时汇到，而且随着物价提高而提高，已经寄到每月二十五元。得富儿觉得不够用，就向街道居委会申请民政救济。

得富儿死得很知趣，不声不响突然死了，死在床上，很干净。得富儿死，月珍儿也没有回来，她寄来了五十元丧葬费。得富儿有侄子，来收尸，来继承了他的房子。继承房子的时候，两个侄儿发生了争执，坐下来谈了三天，结果是一人各得一间半屋、半个天井。月珍儿现在的情况，就没有什么人晓得了，也不再有人提起。

龙珠

多少年前，谷子街鱼郎巷里有一枝花，她叫龙珠。那时谷子街上很热闹，大小米行、水鲜瓜果行，一个挨一个，买卖兴隆。龙珠是秦家的。秦老板穷下来之后，不做老板了，在人家的行里做事，也就在谷子街上。龙珠有时出来喊她的父亲，从谷子街上走过，多少人就拿眼珠子跟着她。但人们说，龙珠也算不上美丽绝色，她只不过比较撩人罢了。

虽说龙珠生得有些撩人，她并不轻佻。她是大眉大眼的一副大脸，神情庄重得冷淡。龙珠平日走路从不东张西望的，但倘若看到姚家的小少爷，她就会有所注视，有所羞涩，多少流露泄漏出了爱慕的意思。究竟是龙珠确实看上了姚家的小少爷，还是众人认为龙珠倒是能配得，因此越说越像真的，人们已有结论说：“龙珠痴想了。她是独女，老秦必定是要招个女婿回去的，姚家的小少爷岂是适合入赘的人？即使是龙珠嫁过去吧，恐怕姚家还要嫌秦家穷呢。”

后来，一切都符合了人们的料想。秦家招了女婿，那是从南门吊桥口一户儿子多的贫寒人家，选了一个年龄般配的，来做了龙珠的丈夫。

然而，龙珠与姚家的小少爷，倒确实有着些意思。秦家女婿进门之后才数日，龙珠忽然不见了。过了两天，才晓得她是跟姚家的米船到北乡老阁去了，正是姚家小少爷在船上。秦老板坐了船，八十里水路，向北追到了老阁，把龙珠带了回头。秦老板关上大门，对女婿说，“我忘记告诉你了，龙珠贪玩，你是做她丈夫的人，以后要管住她。”并且叫女婿取了“家法”——竹板子，打龙珠的腿，说，“打断了我不怪你。”女婿胆怯着略打了两下，秦老板一声喝，叫龙珠跪了下去。于是又训了几句，才叫女婿把她带回房间。

从此以后，龙珠死心塌地，不但不曾有外心，而且大体上足不出户，每当出来，神情冷若冰霜，却也叫人叹息。

龙珠庄重冷淡的神情就固定下来了，谷子街上的街民看她的冷脸看了几十年。

秦家的门是招女婿的门。龙珠没有生儿子，却有两个女儿。龙珠的父亲秦老板和她的丈夫，最近二十年间先后去世，龙珠就与两个女儿在一起。她是六十多岁的人，依然丰满的一副大脸，冷冰冰的，似有秋霜，显得极有斩杀，使人无端有三分畏惧。

街民们说，龙珠对待她的两个女儿，态度不一样，喜欢大的，不喜欢小的，但对待两个女婿，却相反，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

大女婿是个大学毕业生，在南京工作，人却是江州本城西门的。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龙珠似乎是高兴的，因为女儿把了个大学生，在大城市工作。大女婿人老实，见了人就善良地笑笑，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南京西去江州三百里，来去也不容易，时间与路费的原因，大女婿是难得回来的。虽然如此，大女婿每回来一次，大女儿就要同他发生口角，一旦口角起来，老龙珠就毫不犹豫地护女儿，于是大女婿就早早地回了南京。

大女儿也有文化，是个老高中生，在什么公司里工作，见了人很有礼貌。也文静。街民们想不通她在家里为何那么会口角，吵架的嗓子炸炸的响到墙外来。

以后，还是有人看出了一点名堂：有一清秀的人物，高大的块头，红红的脸皮，戴一副金丝眼镜，颇有风采的，隔些时就会来，每每是在星期天上午。来了大女儿就关上大门。他要到下午才离开，下午走的时候，却是龙珠母女两个送人家，极尊重、客气。胆大些的人背地里挑明了说，那是大女儿的相好的，是个经理吧。

龙珠的小女婿，却就是从前姚家小少爷的侄子，脸模儿很像当年姚家小少爷。这门亲怎么做起来的，人们不晓得，但做起来之后，就有街民把老底子翻出来了，于是就有了微妙的说法，但那纯属闲话，说不得的。

然而，龙珠的小女儿逃过婚。她要跟她过去的一个同学逃出去结婚，这事被发觉了，龙珠把她找了回家。据说小女儿被关了三天。

小女儿后来也就同姚家的那孩子结了婚。

龙珠叫小女婿天天送老婆上班，接老婆下班。龙珠在家里请了酒，把小女儿调到小女婿的那个小厂里去了。小女儿就渐渐黑、瘦，表情抑郁，没有笑脸。

有人传说，小女儿结婚姻那天，因为哭、气和不肯吃东西，已经昏过去了。龙珠把小女婿推进洞房，说，“不要可怜她，要把她变成你的人，不行就打，不打做不了老婆。”小女儿果然就乖乖地做了老婆。

大女儿和小女儿都生了孩子，又都是女孩。

现在，大女儿有了一套环境好、质量高的楼上住宅，搬出去了，不远，就在城北何家洼。小女儿仍住在家中，老龙珠就时常两头跑。

为了改变三代无男孩的家族史，老龙珠说，要向计划生育部门申请，让大女儿再生一胎。

人们看到庄重、冷淡、显得十分有斩杀的老龙珠，认为她要做的事情，是会办得到的。

杨扯扯

考棚街东头方家巷内，走过那些乱砖墙的平常人家，有一处高墙大门，青青的墙砖水磨过的一般，砖与砖之间用糯米汁石灰浆勾缝，年深日久，更见青白有致；那大门是两扇，眼睛看得出它的沉重，密密有序的门钉还在。大门对面，没有人家，墙上用水磨方砖砌成很大一个正方形，好像镜子一样照着大门，有取其方正之意。

这一目了然是从前的大户人家，非官即绅。不错，这诚然是从前扬州教育局长的家。江州人而到扬州做教育局长，也算是在外面做了大事，宜乎有如此的房子，何况此乃继承的祖产呢。教育局长姓杨，是方家巷内杨大地主的大公子，在北京念过书，到英国伦敦留过学。杨扯扯就是他的爱妻。

杨扯扯供在堂屋正中的大相片上，那个着西装领带，架金丝眼镜的清瘦秀逸的人，便是杨局长，才三十岁的年纪，杨扯扯从二十多岁就成了他的遗孀。

杨家大门里，一进去是老大一个天井，左手一道墙，空心的瓦窗，里面另有一小天井，设花坛和太湖石。小天井通向小书房，大天井对着三间正屋。右手这边又有一间房子，不与正屋相连，是为厨房。正屋再向后，本来还有好几进房子，也一般儿是天井、大屋，杨氏弟兄分家后，便各自独立了。杨扯扯这一房就分得了大门，其余的只能在深巷之处高围墙上一一开门了。现今方家巷内几户姓杨的，都是本家。

说杨扯扯是那杨局长爱妻，也还不够完整。局长本来有一原配夫人，出身门第自与杨家能平。这夫人不孕，于是就叫杨局长纳妾。局长是新式人物，又做着国民教育事业，岂可作这样的事情？这位夫人与菩提善庵尼姑要好，就去做了尼姑。杨局长无法，不久就娶进了杨扯扯。

这事情杨扯扯现在是常常拿出来回忆的。“要不是她，我也不得到杨家。”她感叹地说着。“其实，我儿子从小是她带大的，我们哪一天不到庵里去？”她现在依然很神往，仿佛那情景就在眼前。“我是小户人家的，也识几个字；我到庵里去，唐诗宋词她一句句的讲解给我听。”杨扯扯说着，就背出一首唐诗来，使得妇女们啧啧赞叹。这些事情，考棚街细民人家的妇女，怎么可能知道？现在杨扯扯来谈起，竟有些艳丽，叫人爱听。

“她是同我男人感情深，才出家去的。我过去都叫她姐姐。我男人死了以后，过了一年，她也死了。她是想他想死的。要不然，现在江州反正没有尼姑庵了，我把她接到家来，一起过，多好！”杨扯扯说到这里，就流泪了。

杨扯扯老年的日子并不难过。她有一个儿子，按月寄钱给她。这儿子貌若其父，清瘦俊逸，因其一手好文章，人又通达，谨慎，遂一直升了上去，现今在北京做事，每次回乡，本城书记、市长必陪同在明园招待所吃饭。儿子一家在北京，当初自然也是要接母亲去的，但几千里呢，杨扯扯舍不得离开方家巷。她看着堂屋正中大相片，眼泪汪汪，责备儿子说，“我守着他五十年了，你现在要我走！”儿子亦颇觉辛酸，望望房子望望天井，说，“也好，你不去就不去，等我退休了，就回来住。”所以，偌大一个庭院，至今就只是杨扯扯一个人在里面。

在杨扯扯面前说话，须得有所注意，不然，她就在一旁自己“扯”上来。比如，你倘若说到某处某妇人寡居，如今已与某人做了夫妻，她等你们闲谈过了，便问你，“刚才，这位同志说寡妇改嫁，当然，新潮流，寡妇应该改嫁，但是，你是不是想来劝我？或者是笑我？”又比如，你有兴趣到她那庭院里看过，或者仅仅在门缝里朝里张过，不由得对她说，“你就一个人住在里面呀？”她就很沉着地问你，“你怀疑有什么人住在我家里，你可以去找一找。我二十五岁守寡，难怪别人对我不放心呀。”

杨扯扯七十多岁了，本犯不着这样硬“扯”，然而，这便是她的特点。其他的人（自然多是中老年妇女）就笑着劝她，“杨家太太，你不要多心，人家没有说你。”她便说，“我也晓得不一定就是说我，不过也要问问清楚，要不然老放在心上睡不着觉。”碰到这种时候，不可与她含糊，不可与她开玩笑。

别的时候，杨扯扯最是讲道理。谁家有了些纠纷，她必然认真在一边听，然后就插进去跟双方解劝。

早上，买了菜回头，她就往往在考棚街与她相熟的细民人家坐一坐，吸一支烟，一一指着菜篮里的菜，讲如何与菜贩子鱼贩子较量价钱的，分析得头头是道。“也不能叫我们吃亏，也要让人家做贩子的有得赚，你说是不是？”她公允地说着。

她是四方略长的脸盘，眼睛至今很明亮，头发全白了，像一头的麻丝，剪的是齐脖子短发。她的腰驼了下来。整个上身越来越向前弯下去，而头却又不得不努力抬着。她的体质却是好的，显出几分壮实。

她把天井和室内变成了繁养花草的地方，遍地是花盆。她每天都要在家里付出不小的劳动，忙花。花草上市的时候，便见到她弓着腰，顶着一头白发，推着一辆改装过的育儿车，上面摆满了花盆，下面也摆满了花盆，无非是月季、茉莉、菊花、金桔、海棠、杜鹃之类。盛着中饭的搪瓷杯和一只热水瓶，以及一个小凳子，也都在车上。她从方家巷里推出来，走过考棚街，到闹市区寻一个角落，坐下来卖花。

据她自己说，也有政府的人问过她，生活上可有困难？她猜出是因为看到她卖花草，而她的儿子在北京做事，似乎不太好看，便说，“我卖花草不是因为没有钱用，这是美化环境呀，也是一个人的爱好。”政府的人也就不再来问她了。收税的不认人，杨扯扯虽然卖花草不为钱，但要她往外拿钱，且把她视作小商小贩似的，也便不高兴，这之间便有些小小的智斗和较量。

江州城的老少文人，好跟杨扯扯表示亲热。看到报纸上有她儿子的文章了，就会告诉她，她就去买来这份报纸，看过了带在身上有空再看。

杨扯扯平常称呼人总爱带上“同志”二字。“李兰芳同志”、“王顺堂同志”、“老四同志”、“二姑娘同志”。街巷里的普通百姓被叫得脸上一亮。

她对古代历史很熟悉。孔子厄于陈蔡，鬼谷子是孙膑与庞涓的先生，她都能说得很详细。小青年听她说出一段历史故事来，便再不敢把她看成一个普通老太婆了。她说起《红楼梦》来，简直是清清楚楚。

如果某家有少年人嫌她，不要她去玩，她也就生了畏惧之心，不敢再去。这时，这家人家的大人，必定要责怪孩子的无礼，拉她到家里去玩，无非坐下来闲谈几句而已。如果又受到无礼的驱逐，她就会说，“同志，我同你家大人玩，又不同你玩，我不过只坐几分钟，又不妨碍你。”语极恳切、哀婉。

她送花草给考棚街上要好的人，无非也是些中老年妇女。她说，“放两盆花这里给你看看。”过了一些时，她还会来换上别的品种，说，“也要换换口味是不是？”这当然都是不要钱的。她在考棚街上朋友颇多，妇女们都喜欢同她谈谈说说，然而也都记住她会“扯”，不说容易使她误解的话。

杨扯扯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到考棚街就可以看到她。

尚古斋

考棚街当中，过去有家尚古斋，也就是古董店。店旁有一小巷，没有巷名，至今仍在。其巷甚浅，并且仅有一户人家，完全可以看成从街面上有意凹缩进去的。别小看把大门位置从街面凹缩进去这么丈把，给人的感觉却就不一般了，若即若离，有闹中取静之意，有超然物外之意，有隐于世间之意，总而言之，有点儿深度。

尚古斋主人叫任呆子，家就住在店旁这小巷里，里面是一个大院，很好的房子。任呆子是绰号，当面则称任老板或任爹——本地陋习，三十多年纪便可以戏以“爹”呼之。尚古斋的营生，无非是买卖古董。看上去冷清，但倘若做到一笔好生意，获利就必定无算了。与众不同的是，做古董生意，凭的是博古的学问与识宝的眼力，自有三分古雅，使人肃然起敬。

任呆子虽生就一副大肚笑佛模样，大光头，黑滋滋的，呆相浑然，为人随和，而考棚街的人晓得他做生意并不含糊，没听说他把生意做错了的。但他生意是怎么做的，别人也不晓得。

乞丐到了尚古斋，所获必定多于别处；倘若是残疾之丐或有拖累之丐，所予也有所增加；又倘若逢年过节，所予又有不同。如果是唱道情的到了门口，又必定有茶有座，“请先生坐下来唱。”店里店外一同恭听。末了，店里人双手捧出钱来，甚为尊重。这些，任呆子在店与不在店，都一样。算一算，一年下来，光是这些叫花子就弄去了多少！

考棚街一转儿也有百十户人家，凡家境贫寒者，皆得到任呆子接济。不管是到他家去，还是在路上遇到，只要开口告难，无有不允。哪家女人将要生养，任呆子的女人必定到这人家去做催生，为之购买布料之类，并且还要以钱财见赠。哪家有了丧事，买不起棺材，任呆子必着人封了钱送去。

破落户子弟，拿了不值钱的花瓶字画，到尚古斋换钱，或哀怜哭穷，或强讨硬要，任呆子皆宽厚对待。有个彭三，吃白面荡尽了家产，连老婆也不要了。于三年前携一把茶壶，到尚古斋卖，神气是傲然的。任呆子接过一看，笑道，“三相公，这茶壶先放我这里，你来，是把脸我。你如果缺钱用，你就说个数字。”彭三不说话，伸出四个手指头。任呆子又笑道，“四个洋能做什么事？这样，我给你十个洋，你先用着。”当下立据，划押。彭三接过十只大洋，不谢一声，扬长去了。任呆子叹口气，吩咐把茶壶收好。三年后，彭三早已成丐，到尚古斋来讹诈，拍着柜台，说骗了他家宝贝。任呆子走出来，叫人给了彭三一张椅子坐下，给了他一杯茶，便取出那把茶壶，并有字据账本，说，“三相公的东西，我怎敢动？茶壶好好的还在，上面有你家的图章。三年前我给你十个洋，我晓得你来必定又有了一时的难处。这样，我再给你十个洋，这茶壶你要带走呢，就还给你，如果不方便。我还是给你收藏着，你看如何？”语极俯就。彭三也不说话，只把巴掌伸着。任呆子就把洋钱当当地放在了他的手上。彭三走了。任呆子说，“他是个有数的人，我是拿钱激他。彭三的字是写得好的呀。”

那把茶壶其实就只值两个洋，还要拿到上海去卖。

任呆子女人进门十年，没有生育。却也不见任呆子有甚烦恼，听不到他女人有何叹息。后来，他女人到育婴堂抱一女婴而归，起名志梅。志梅长到五岁，任呆子女人自己生下一女，自然是喜欢。又过了几年，发觉亲生女儿竟是个呆子，一条考棚街的人都觉得不平。任呆子出门吃早茶，必定把呆丫头骑在肩上，一只手搀着志梅，笑嘻嘻的，自得其乐。

呆丫头后来会说话了，但很有限。见到男孩，她就叫“咕咕”，见到女孩，她就叫“贾贾”。志梅上小学，上中学，呆丫头还是呆丫头。每天到了放学的时候，呆丫头就站在巷口，等着，嘴里不时念叨，“贾贾！贾贾！”

呆丫头平时是不大出来的，有时也会开了门到外面来，任呆子见了，就说，“家去！”呆丫头回嘴说，“不家去！不家去！”任呆子只好由她。她也不走远，只在店门口望行人。如果有小男孩走过，她就叫人家“咕咕”，有小女孩走过，她就叫人家“贾贾”。任呆子就笑着走出店来，向人家小孩以及小孩的大人道歉，并且把呆丫头推着回去，说，“人家比你小，不要乱叫。”但呆丫头嘴里依然津津有味重复着，“咕咕！贾贾！”颇固执。送回呆丫头，任呆子到店里，依然笑嘻嘻的坐着，觉得这天地间很有意思似的。

任呆子后来得一子，取名天愚。天愚渐渐长大，浑然呆相虽如其父，却神情冷漠，与乃父不同。他最喜在家以水墨画蟾蜍，俗称癞宝。所作从不示人。他读书到高中，后便在尚古斋继承父业。但尚古斋也就在他手上停掉了，他到博物馆里做了馆员，每天悠闲闲的走去上班，又悠闲闲的走回来，缩着个头，一副独往独来寡情于世的模样。

自儿子接上了手，任呆子就不大出来了，他从前的呆事已成既往。他有时笑嘻嘻的站在巷头，也好像是在观看一个陌生而有趣的人间似的。

志梅在本地银行做会计，后婚嫁，后守寡，无子。

呆丫头仍是呆丫头，称天愚为“咕咕”，称天愚的两个儿子为“癞宝”，不辩其大小。

任呆子和他的老伴皆于打瞌睡时含笑逝去，享年皆八十向上，人谓有福，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从前的好处。

志梅退了休，呆丫头也五十向上的人了，志梅来把她接了去一起过。天愚作了一幅画送她们，兀然一块石头，下有两只癞宝。有一天，呆丫头指着画上的一只癞宝，说，“贾贾！”又指着另一只说，“呆丫头！”志梅就抱着呆丫头笑，却流下泪来。

（小说发表于1987年第6期《收获》、1988年第5期《清明》、1989年第4期《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