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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 ——在南京图书馆读者见面会上的演讲

新闻来源：爱读文学网发表时间：2016-02-18 11:57:20 发表人：admin

汪政等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中国第三大图书馆、亚洲第四大图书馆的南京图书馆，与大家一起交流文学心得，分享创作体会。非常感谢南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基层”“地方性”写作者而言，这样的机会并不多。碰巧的是，今年正好是我本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30年。借助今天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简要梳理一下，自己30年所走过的文学道路，与诸位分享。在坐的各位都是文学爱好者，有不少人可能还是作家。如有讲得不到之处，还请各位指正。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后期，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为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当时我也才二十六七岁，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乡镇的团委副书记。

我是因为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小说处女作征文获得二等奖，才有机会第一次去了首都北京，第一次去了就到了人民大会堂，这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农村青年来说，无疑是幸运的。让我感到幸运的还有，我的处女作《故里人物三记》得到了当时征文评委、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的肯定，他为《故里人物三记》写了点评。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是陈建功先生在点评中第一次把我的小说和汪曾祺先生的创作风格联系在了一起。陈建功先生不仅对我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而且指出学汪曾祺先生者众多，将“汪味”学得如此到位的还不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这同时也让我为家乡书写，不仅成为一个目标，也成了以后30年创作的一个理念。

回想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可能要从我的高中时期说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姓朱，朱老师。他讲语文课的时候，每周六有半天要给我们进行文学欣赏辅导，介绍当时全国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对小说作系统的讲解。应该说朱老师对我文学创作的内在激发作用是很大的。这可以算是我文学兴趣的萌芽期。

我所就读的中学名叫鲁迅中学。在座的各位不一定熟悉，但我说几个老乡加校友，你们一定熟悉，毕飞宇，庞余亮，顾坚，这三位都是兴化人，都曾经是鲁迅中学的学生。多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兴化文学现象”，其触发点就是缘于2005年前后一年间，我们四个兴化籍作家不约而同地推出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的长篇小说，分别为毕飞宇的《平原》、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和我的《香河》，《文学报》以“奇迹，诞生在这片热土上”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1985年开始，我有了基本成形的小说，第一篇就是《瓜棚小记》，后来这篇小说在苏州的一份文学辅导内刊《江南雨》杂志上发出来了，之后我被通知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江南雨笔会”，全国各地有20多人参加，我就是在那个笔会上认识了现在很有点影响的荆歌，当时高晓声、陆文夫等诸多名家还给我们讲了课。因为《江南雨》不是公开发行的刊物，所以我的小说处女作直到1987年才问世，这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故里人物三记》。《故里人物三记》在《中国青年》发表并获奖，应该说这件事对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直到今天影响都是非常大。当时，我是江苏唯一的一个获奖者。在颁奖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当时文坛好多的一流大家，像刘心武，像陈建功，尤其是见到了陈建功老师，我们有了直接的交流，他给了我更多的指点与帮助，鼓励我沿着故里人物的路子走下去。受了他的鼓舞，第二年我写了大约10万字，然后出了《香河风情》这本书，陈建功先生在香港访问的间隙又给我的书写了序。

《故里人物三记》发表还是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来信，每天都有。我们家的小巷子一下子热闹起来。当然，农村里面邻居们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来信比较好处理，挑重要的写个回复，跑到门上的就有点麻烦。要招待人家吃饭啊，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条件“下馆子”，多数时候是在家里下碗面条，为表示主人的歉意，在碗里加两只鸡蛋。在我的记忆里，这已经是不错的生活了。当然，来访者根本不在意吃了什么，人家是冲着小说来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聊一个通宵是常有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连云港的一位作家。他倒不曾跑到门上来，而是我一次去连云港开会，他径直找到了我开会的酒店，问，“你是不是写小说的某某？”紧接着一句，惊到了我，“你的《故里人物三记》我都能背。”朋友们，这件事情发生时，距离我的小说发表已经10多年过去了。人家还对我的小说如此厚爱，能不惊讶吗？说出来会让自己感到脸红，因为“会写”的缘故，我本人的工作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一个乡镇团委副书记，调进了团市委，很快调到了兴化市委办公室，成了为“一把手”写报告的“秘书”。这“报告”一写就是十四五年，从县级市写到地级市。面对连云港那位朋友发问时，我已经不写小说十多年了。与此君彻夜长谈，一夜无眠。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之路要不要走下去？怎么走下去？

年轻时候曾经说过的话，“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在我心头搅动着，让我梳理和思考这些年从事“文秘”工作的得与失，让我反复拷问自己内心深处究竟想追求的是什么？于是，在我面临着一次岗位选择，人生轨迹会有完全不一样运行时，我选择了重新拿起手中写小说的笔。

2005年前后，我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的酝酿。

《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我只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其后的两部长篇也都只写了几十天时间，不过字数要少一些。我个人喜欢一气呵成，不喜欢拖泥带水；喜欢速战速决，不喜欢打持久战），整个写作处于一种喷薄状态。这里我要说，我边工作边创作的这40天，确实是没有一点水份在里面的。算下来，我每天要写8000字，当时我是泰州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公务忙是一定的。但，哪晓得我进入小说创作状态之后，速度一下子就快起来了。小说所再现的那种氛围，那些场景、人物，一进去，他们就都自由活动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苦思冥想，作家跟着人物跑，这种状态我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状态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些天上班后，我把电脑打开，U盘插上去就写。有人来办事，我可以随时接待。事情谈好了，来人一走，我转到电脑跟前，继续创作。直到家里打电话给我说是可以回家吃饭了，然后我才知道要回去，因为我已经写得沉进去了。回家吃饭，三扒两口吃好，在家里电脑上继续写，晚上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起来写，已经不分昼夜了。确实是的，《香河》真的给了我这种进出自如的满足感。我是用“五笔”打字的，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动，前面一句还没有打好，后面一句，人物的语言就已经出来了，也就是我的速度跟不上人物所要诉说的这种速度。当时我戴着手表，表在手腕上我都感到嫌重，必须把它拿下来再去敲打，一块表的重量，就明显感觉到手腕上下上下的这种幅度啊，太沉重了，就有这种明显的感觉。而且很有趣的是，我跟毕飞宇聊天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他问我说仁前啊，你写《香河》，这么短的时间写出来，瘦掉多少啊，我说我长了3斤。40天，在别人看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肯定要瘦，但我长了3斤。毕飞宇说你跟我一样，我写《平原》的时候也胖了好几斤。人们可能会感到这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完稿的时候是一个傍晚，我写上日期：2005年11月5日至12月15日，全部结束。《香河》出来后，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平静的。《香河》出版后获得了第六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引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的关注，在《香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对这部具有浓郁里下河风情的“原生态”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香河》被誉为“里下河兴化版的《边城》”、“里下河兴化风情的全息图”。毕飞宇少有的参加了我的《香河》研讨会，并对我的写作给予肯定。他是这样说的，“刘仁前自觉并努力地展示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之美，《香河》奉上了他对故乡的深爱。在《香河》里，我看到了这片土地上那种生动的、温馨的，有时也让人痛心的特殊的区域文化。刘仁前以一个很低的姿态，把目光紧紧盯着脚下这个小地方，然后全面地、特征性地把它呈现出来，这种自觉和努力，值得尊重，值得学习。把地方特色、区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从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经过20年之后，我在《香河》的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

家乡的一切对我而言，有种刻骨铭心非写不可的意味在里面。人的情感啊，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类别，有人非常自爱，有人对亲情非常看重，也有人对家乡的情愫啊，要更深厚一点。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这跟现在的年轻人，跟比我们老一辈的人相比，处的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个时候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给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对家乡要非常的热爱，对长辈要非常的敬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到我的血液里，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就成了我的一种人生信念，进而转移到我的文学创作当中去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笔力，把自己的关注点，全部落到家乡这一块来。它跟一个人的内在情感以及他成长的方方面面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我是带有一点“私心”的，这种私心更多的不是来自于文学，而是来自于我对家乡的热爱，我希望为家乡留下一点什么。

我的老家在兴化。有一个问过多位兴化籍作家的问题，兴化近20年来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作家？其实这个答案应该说是很好找的。多年前，我陪同翻译家梅汝恺参观郑板桥故居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玩笑话，他说文人到了兴化矮三分啊。我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立即跟梅老打招呼，我说梅老你过谦了。不过梅老的话也有其说法，明清时期兴化确实出过一大批影响很大的文人，仅扬州八怪里就有郑板桥、李鱓两位是兴化人，还有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刘熙载，《古文观止》里《报刘一丈书》的作者宗臣，当然还有《水浒》的作者施耐庵。这些都是兴化的人文积淀，再有当是兴化这一方水土了。兴化是一个水乡，出门见水，无船不行。这样一个地方，相对来讲它比较封闭。封闭的地方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有一个显然的好处，就是比较安静不那么喧嚣，由此带来的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能沉得下来，心不那么浮躁。而这种沟汊密布的地方，它又能让喜欢文学的人产生一些想像，这样的地域特色，加上已有的人文积淀，对后人来讲，他受了这种熏陶之后，如果想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最适宜做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文学艺术了。

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村的村后，有一条无名小河，是我童年的乐园。几丈宽的河面，一个猛子扎下去，至河对岸方肯露面，甩甩满头水珠儿，咧着嘴朝路人笑，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在我的笔下我叫它“香河”。我挖掘“香河”，可谓是历久经年。从1988年到2008年间，我陆续出版了《香河风情》、《楚水风物》、《乡恋》、《眷恋故土》、《苏中婚俗风情散记》、《瓜棚漫笔》等多部着力描绘苏北里下河风物、风情的小说散文集。细心的读者朋友自然会发现，在我的笔下，趣味特色的民间俚语，章法可依的婚嫁礼数，深厚传承的乡风习俗，水生土长的乡土菜食，有滋有味的杂色小点，底层生活的人情世态等等，都滋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香河”。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就曾这样说过:“现在读刘仁前的作品，一下子勾起无数童年的回忆……风车、田螺、粽箬、虎头鲨是我亲爱的里下河大地涂抹在我们心灵上永不消褪的图腾”。

有评论说，《香河》是我多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的一次总爆发。从内心而言，我是认可这一说法的。将《香河》跟我以往那些小说散文作一比照，我觉得前面的那些文字，对于《香河》而言，似乎就是一种贮存，是长篇《香河》的一个准备，而《香河》就是一次总集了。这个是有前后关联的。王干写《香河》的评论，他用了“厚积薄发”四个字，当然，“薄发”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厚积”还不一定能够达到，从我个人的内在情结来讲，我是想通过这种积累，然后说不定哪一年，它能够出一个东西，也就是要爆发一次。这次《香河》的出现，就是一种自然的喷涌，一次爆发。

《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尽管我并没有立即开始第二部长篇的写作，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要写第二部，不仅写第二部，还要写第三部。这也就是说，《香河》问世之后，我的“香河三部曲”的计划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而《浮城》的框架也存在于脑海之中了。只不过，我要找到一个切口，将其呈现出来。

于是，我找到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这一年，原本在河里行驶的船只，居然划到了兴化城的大街上，这一意象一下触发了我。于是，我极顺利地开始了第二部长篇《浮城》的创作。

在《浮城》中，我的视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所以，有出版商曾建议将作品按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来出版。这显然是对作品的有意误读。《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的无缝对接不是偶然的，我试图勾勒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所以，《浮城》并不是官场小说，它的着眼点是非政治学，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如果从官场小说的角度讲，现在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什么看点，因为现行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与为官策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我的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浮城》中写到的兴化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的意义。

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其实，这也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一种解构和重塑。这样的叙述其实是一种策略，政治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人们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浮城》中的不少故事和场景，其原型都为我所熟悉。而那段岁月对我来说，是成长和改变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以文字的形式来纪念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评论《浮城》时说，“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蔽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官员，你会被赋予多种身份与角色。《浮城》从柳成荫由邻近的清江市调回自己的家乡楚县任县委书记开始着笔。这里是他的故乡，有他的父亲母亲、亲朋好友，有他的同学发小、昔日的恋人。每个官员和属下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柳成荫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和事。所以，我没有把柳成荫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人”来刻画，他也不可能这样。于是，柳成荫不能不与昔日的恋人陆小英重叙旧情，也不能不考虑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与那么多关系和权力周旋，面对乡亲们的劳动与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丧失了“大局观”，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在故乡短暂的政治生涯。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相较于《香河》的香河村，《浮城》的楚县更为广阔，我自然是将它作为里下河风土的典型来书写的，因此，笔法与前者稍有不同，有论者认为，《浮城》更硬朗，更概括。如果说《香河》以画面和气氛见长的话，《浮城》则以线条知性为胜。这部书出版后，先后荣获了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和紫金山文学奖，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也成为泰州首部荣获紫金山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是让我开心的。我就用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写给《浮城》的颁奖辞结束对《浮城》的叙述。

“刘仁前的《浮城》是他乡土写作之旅的延续，他再次用他的“香河”叙事完整地呈现了以乡规民俗为依托的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作品不仅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而且揭示了中国农村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作家对地方的执着书写显示了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他对地方的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学处理证明了新的“微观地方史”的可能性。”

2015年1月，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残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10多年来一直对我这样一个基层写作者给予关心关注，三部长篇均由人文社推出，深感荣幸。《残月》仍然续写的是香河的故事，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残月》讲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长大成人之后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

柳永并没有如柳成荫所愿，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而是进入了21世纪初的中国娱乐圈，成为月城颇有影响的演艺经理人。他的理念是：消费人生，拒绝崇高。然而，他的演艺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2008奥运之年这一大背景下，围绕“迎奥运大型演唱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上演了一幕幕当下现实生活的“活剧”，政界、演艺界、社会各界各式人等轮番登场，在社会现实舞台上的表演，可谓精彩纷呈。小说则重点在柳永和三个女性之间展开故事。田月月，一个极具舞蹈天赋的苏州姑娘，与柳永有着甜蜜而美好的爱情。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在世俗的诱惑面前，她和柳永如此纯真的爱情瞬间化为泡影，结果导致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走上艰难而痛苦的“追寻真爱”之路；吴梦月，一个出没于情色之地、又不甘命运摆布的风尘女子，为构建“金钱王国”不择手段地拆散了柳永和田月月，终因田月月面对凌辱“舍命一跳”而良心发现，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秦晓月，一个在月城具有极高知名度的美女加才女，位居《月城晚报》总编辑之职，为众人所羡慕。面对诸多“逐猎”高手的追逐，她能够游忍有余地化解，而在柳永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面前却打开了自己的情感之门。因承办“迎奥运”演唱会引发的一场又一场风波，让她对事业，对仕途，由激情满怀变得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令世人惊诧的辞职南下，放弃家庭，寻找柳永的“不归”之路。

小说展示了在一个“金钱”主导一切的社会生态里，人们只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尘世，无奈地演绎着各自残缺的人生。

《残月》问世之后，有记者问：对于家乡的描写，大多作家会不吝溢美之词，而您却反其道行之，《残月》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故事“画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您又为何给小说留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呢？

我的回答是，在写《残月》时，我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也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或者说，是从另一个角度倡导正能量。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

至于小说结局，我选择了一种开放式的，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残月》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就留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吧，让读者去续写他心中想要的那样一种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香河》、《浮城》、《残月》，“香河三部曲”实现了我期望勾勒出“香河世界”的整体轮廓的构想。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是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浮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香河，《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由此也看到，外部世界已经入侵到香河人的生活，打破了、扰乱了香河人的秩序，不可知的生活与命运同样也在控制着香河人。这是我要着意表现的，这也是对文学母题的高度趋近。所以，我固守“香河”，毋宁说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种守望里，有回忆，更有想象力。“香河三部曲”着眼于“香河”这一文学地理，从不同角度揭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一边是乡土生活的多姿多彩；另一边是这一片乡土上的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特别是《残月》，就是对当下的折射和隐喻。

我自己总结这么些年的创作，发现我一直致力向世人，向广大读者朋友推介我的家乡，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书写来完成的：

一是致力于用家乡话写作。里下河一带，特别是兴化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我有一种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我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无论是作品的叙述语言，还是笔下人物的语言习惯，无不有着深深的兴化烙印。在《故里人物三记》中，冬季里，“祥大少”们（小说中的人物）穿着破棉袄在巷头上见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袄”不说“穿棉袄”，而是说“杠”。“喝酒”不说“喝酒”，而说“扳”。小说家庞余亮读后很是感触，且念念不忘。他说，一个“杠”字，一个“扳”字，神了。说实在的，过去农村里，衣裳穿得格格正正的不多，“杠”写出了穿衣者的神态。“扳”，再现的不仅仅是乡里人喝酒的动作，更刻划出了喝酒者的那份自得。“杠”也好，“扳”也罢，这都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平日里常挂在嘴边的词儿。我只不过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无论是在我的散文作品中，还是在我的小说中，我对兴化民间歌谣、俗语、小调等的引用和吸收，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不仅让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特色，而且也打上了鲜明的兴化印记。

在《香河》、《浮城》、《残月》这三部长篇中，有大量里下河兴化地区方言土语的运用。有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人读《香河》要读两遍，第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方言读，而且告诉我说用兴化的方言读更流畅、更痛快。《香河》曾由泰州人民广播电台以兴化方言制作播出后，在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从我内心来讲，听到这样一种信息，我很是开心。固然这种阅读的过程和平常有所不同，但对我的家乡来讲，它让读者认识了兴化。我是一个有“私心”的作家，当时我写《香河》的时候就有种私心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叫香河。毕飞宇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定的地域：王家庄，但是他曾经说过，他小说里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王家庄，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关于地方方言，他也说过，如果读者有可能看不懂，他宁可放弃它。其实毕飞宇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王家庄尽管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但是王家庄在他的小说里只是一种符号，就是说你再去找王家庄，很可能就找不到了，王家庄就是他用来表达、承载他的思想的一个载体。我的香河，你到兴化去找，可能绝大部分的自然村落，都是我笔下描写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仅是香河村，它是整个兴化农村，甚至是里下河农村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的再现。那么在这样一种地理背景下面，我想我的人物还是让他说兴化话好。由此我也考虑到不是兴化当地的读者，他不懂你这个意思，他的大脑里呈现不了那种画面、呈现不了那种场景怎么办？所以我用了大量的注释。我的这种语言，实际上是改造了的兴化方言，就是用合乎普通话规范的语言表述，然后夹杂着比较典型的兴化方言词汇，经过我的理解把它呈现出来。

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受了他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读者在我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汪曾祺对我的启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汪曾祺对整个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影响了一批文学创作者，还影响了一批有着相当层次的作家。陈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记》的点评中讲到：有那么多所谓的“汪迷”，但好像还很少看到有像刘仁前这样学汪曾祺学得这么到位的。我倒没觉得自己学得多么到位，但我学汪曾祺完全是一种自觉行动。汪曾祺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我的影响，首先就是语言。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书卷味：清新，干净，高雅，而且他的语言呈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蕴含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语句很短促，喜欢用短句子，我在学习中就注意着，能短说的尽量不说长，能几个字表达的不用一句话去写。汪曾祺还喜欢对事物作白描，这我从感觉上看去就非常亲近，以这种亲近感去学习就得心应手。汪曾祺就小说创作还说过一句话：不求深刻，但求和谐。就一部文学作品来讲，它能进入到一个和谐的境地，进入到让你读来感到非常惬意的地步，应该说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在某种理念还在左右着文学创作的时候，汪曾祺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谓是语出惊人，具体反映到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包括《异秉》、《陈小手》等一系列小说中，无不给人一种温馨熨贴的感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有评论认为《香河》没有沿着塑造人物个性、寻找矛盾冲突这样一个路子去走，确实，我也没有去追求那种常规的写作路数，而是再现了一种平和、和谐，甚至近于原生态的生活。生活它是多层面的，我把更合乎生活本来的那一面呈现给了读者。这些都是汪曾祺对我的影响。

二是坚持“香河”人物谱系的构建。围绕着“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营造，我把我所熟悉的乡亲们请到我的笔下。当我还生活在所出生的村子里时，打开家门便能见到小说中的“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们，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便看到他们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胡萝卜粯子饭，还有苋菜馉、螺螺蚬子之类，蹲在家门口吃的有，串着门子吃的有，边吃饭边谈天说地。看着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样子，似乎皇帝老儿的御膳也不如呢。实在说来，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乡亲们。我把他们请到我的笔下，塑造成了小说中的形象。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我写了五代人：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这一代，是为我文学视域中香河最老的一代。中年一代如香元、谭驼子、祥大少一代，这里包括那些与香元有过瓜葛的同龄女性如香玉、来娣子等。年轻的一代如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更年轻的一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我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已经远离了香河，而是被安排到了县城。第五代人则是《残月》中崭露头角的柳成荫的儿子柳永。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我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我在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是，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香河》着力写乡村生活的自然生态，《浮城》、《残月》则书写着外部世界入侵后，人性的挣扎和命运的躁动。只是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一味地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在我的小说中，当然有对乡村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揭露，比方男女情感的游离，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与伤害等，只是没有将人物的刻画走向善恶的两极，而是把他们当做普通的正常人来描写，因为我要直面客观存在的里下河的生活现实，必须体现生活中博大而丰富的人性。文学在生活面前，无疑是局限而弱势的，再伟大的小说，也不再现生活的全部。

我在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些人物形象。男人当中如原本是个教书先生的柳安然，说起话来总是“曰”字当头，让人觉得略显迂腐；村支书香元，到处“播种”固然可恨，但在面对宅基地调整的问题上，不惜停职检查，还是看到了他的担当；生产队长“祥大少”，玩牌、听戏、打老婆是他的“三好”，分田到户之后他发现村民们原来不用他喊也会早起的，这固然是对他的讽刺，但又决不仅仅是讽刺他“祥大少”的；从东北当兵回来的“二侉子”把“知道不知道”常挂在嘴边，却把心留在了东北。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个生活的真实。我们那儿确实有一个人，他在东北呆过几年后回来，有一次踏水车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水乡的人会水是不稀奇的，但偏偏他不会水，然后他叫人家救他，人家以为他开玩笑，河水把他灌了个半死，好不容易被人拖上来后，他跟人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水你知道不知道？就这么落了个二侉子的名字。“摸鱼鬼子”谭驼子，“柳下取呆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一旦拿手好戏露了馅，他和他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回乡知青柳春雨，与心爱的姑娘爱得如痴如醉，之后又在两个女子之间痛苦挣扎，最终世事的变化让他无从选择。女人当中如在村医疗点给人家煮饭的三奶奶，她精干利索得很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过去，一心希望宝贝女儿能有个好的归宿，终究事与愿违；身为寡妇的来娣子，面对香元支书多方照顾，只得以身相从；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香玉，虽说属于“裤带子松”的那一类女人，但又不失有情有义；喜欢做媒的李鸭子，最终却因为男人不能生育而被逼向自己的小叔子“借种”；为了爱甘愿献出贞操的琴丫头，在经历爱的甜蜜与浪漫之后，留给她更多的是痛苦的相思与回忆。……如此众多的人物，都印着“香河”里特有的“水锈”。《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中沉浮；《残月》中的柳永，在当下演绎着自己的残缺人生。他们则成了我笔下新一代香河儿女的形象。我深潜在香河世界里三十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为人们奉献出这一系列香河人物图谱。

三是着力呈现家乡风俗风物风情。我把故乡那些独特的风俗风物风情吸收进我的作品里，向读者朋友们展示出一幅幅浓郁的苏北里下河的风俗画卷。小说中对里下河兴化地区的世俗风情，比如物产、婚俗的描写，其实这些都是我童年生活印记的一部分。多年前，漓江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一本散文集《楚水风物》，还是汪曾祺老先生给题写的书名呢。在这本书里，我就写了许许多多的兴化物产，像水里野生的菱角、茭白，像地里生长的山芋、芋头、胡萝卜等等。

我小时候从村子进城，要经过一条很长的河，河流当中有一个大的芦苇荡，就是现在的乌金荡，在荡里面能看到我小说里写的那种打野鸭的情景，也能在水上看到野鸭嬉戏的场面。还有吃腊八粥的风俗，过年农家小孩子满村跑拜年的风俗。这当中，水乡婚俗风情，我曾作过系统描述。从请媒、访亲、合八字、通话、忙嫁、迎娶、抢上风等等，一路写来，我在写作这些跟我作品中人物命运紧紧相联系着的婚俗时，我看到了身在底层有着诸多无奈的乡亲们，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他们把本属平常的嫁娶之事，张罗得极有章法，颇见波澜，值得钦佩。当然，回忆的文字肯定多了点诗意，在现实生活中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像现在阅读这些文字感觉到那种美感。

这些都源于里下河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此外，还有童年记忆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记得小时候到外婆家玩，她会为我讲些“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白娘子杭州断桥遇许仙”，“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之类民间传奇，自然也会讲些端午节为什么裹粽子，腊八粥是怎么来，拜年站到人家门口该说什么吉祥，凡此等等。我自然没想到，儿时听外婆所讲的一切，会走进我的小说里，让我向读者朋友们呈现出一幅苏北里下河的风俗画卷。端午节家乡人打粽箬、裹粽子，在端午节当天还要在自家屋檐下挂上艾、菖蒲之类，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可，让人难忘的还是那卖粽箬的女子挑了水淋淋的、翠绿绿的粽箬，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一溜儿软软的步子，实在是美得很。故乡迷人的风物，凝聚着我童年的记忆，我把它写进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朋友们见到了我所熟悉的一切：村树的枝枝杈杈上爬满了的长长的丝瓜，开着蝴蝶形紫花的扁豆；香河水面上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香河村人蓝花大海碗里装着的胡萝卜、粯子饭、生臭熟香的苋菜馉、有滋有味的螺螺蚬子……还有卖豆腐卜页、卖黄豆角之类的吆喝声，进了腊月，炸炒米麻花的轰鸣声，更有叫人嘴馋的糖团、春卷之类的风味小吃。

小说中所有那些风俗，我年轻时不仅听说过，看见过，还参与过。我门上几个堂哥结婚时，我是上过他们的轿子船的。我就曾在轿子船上因为“抢上风”而为我的本家们呐喊鼓劲，也曾在他们的洞房里喊过“好”，自然也能沾点儿小便宜，诸如得到新娘子几块奶糖、几根好烟之类。《香河》被誉为“兴化民俗风情的全息图”，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家乡读者的喜爱，实在是令我欣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狭隘”的作家。可是，在家乡面前，我只能选择“狭隘”。我的创作，都源于生我养我的故乡对我的滋养。离开了故乡，就不会有我的“香河三部曲”等一大批作品。离开了故乡，我所潜心打造的“香河”这个文学地理，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变得毫无魅力，毫无生命力。

四是用警醒和反思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前面我就曾讲过，读者朋友们也好，专家学者们也好，他们能从《香河》里读到一种浓郁的里下河风情，我很高兴。《香河》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水乡的淳朴风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美好的生态保持着最自然的风光。对于《香河》，我抱有的是一份浓厚的怀旧心理。但是，我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这些。《香河》里，绝不仅仅有“风俗风物风情”。我想告诉世人，文革背景下，在“香河”这样一个特定地域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文革”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够不上“灾难”，更不用说“浩劫”。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文革”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灾难”，是“浩劫”。《香河》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的“文革”书写。到目前为止，这样看《香河》，这样讨论《香河》的还不多。

《浮城》中，时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物也从乡村跳到了城市，虽然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还是与父辈们类似，但大环境变了。我对主人公柳成荫是持同情态度，他想实现父辈的期望“学而优则仕”，有所作为，受现实“官场”体制以及个人愿望的支配，他也难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人生理想而搞“大建设”、“大开发”，搞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虽然我对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表示同情，这并不代表我对他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不进行鞭挞，不为那些正在逝去的物事不进行反思。

终结篇《残月》，已来到当下，主人公柳永从城市到了都市，他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将祖辈们的期望完全打碎，崇尚金钱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强，直面当下所谓的潮流，普遍的急功近利，金钱至上，道德失范，精神空虚，《残月》试图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

在写《残月》时，我对家乡的书写色调是“灰暗”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我对家乡爱得更深的缘故。正如我前面就已经说到的，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借用一句时髦一点的说法，怎样才能“记得住乡愁”？

从骨子里来讲，我们这些人还是一个农民，不管你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穿着皮鞋，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坐在高档的轿车里，骨子里面，血液里所流淌的，还是一个农民的情愫。我写“香河三部曲”，不是想借助故乡去表现什么，我要表现的就是故乡。我是要告诉人们，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故乡的乡亲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想让更多的人能记住我的家乡，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写小说的意义之所在。从这样的角度而言，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私心”的，“狭隘”的作家。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