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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文學流派能否進入中國文學史?

新聞來源︰舒晉瑜發表時間︰2016-05-05 11:33:50 發表人︰admin

編者按

佔據了江甦文學半壁江山的里下河文學作家群，近日引起文學評論界的重視。作為中國文壇的一個典型性現象，里下河作家群能否作為文學流派進入文學史，既是學者們聚首探討的主要話題，但強調“地方性”對于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價值，更是探討的實質。因為碎片化的時代，文學需要通過一種“地方”認知來重新獲得其動力，這是我們討論試圖通過“里下河文學”，切入當代中國文學並發生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

提要

2010年，一位北京的朋友來興化，興化的文化官給她講起了興化的文學創作，她很好奇，問我︰“興化怎麼出了那麼多作家呢？”她問這話的時候大約是晚上的九點鐘。我說︰“很簡單，此時此刻，最起碼有兩百個興化人趴在桌子上寫作。”朋友很吃驚。但是，當天晚上我就受到了文化官員的批評︰“兩百個？你不了解情況，還瞎說———兩千個都不止！”———畢飛宇︰《甦北少年“堂吉訶德”》

說起行，我的故鄉頂有特色了。我們的“行”其實就是行船。我的故鄉興化在江甦的中部，所謂里下河地區。它的西邊是著名的大運河。因為海拔只有負1米的緣故，一旦大運河一決堤，我的故鄉在一夜之間就成了汪洋。這樣的事曾多次發生過。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嚴重影響了興化人的文化基因，興化人不太相信這個世界，興化人更相信的東西是他自己。興化人對教育有一種戀愛般的情感，柔軟、綿長、堅毅，這一點和猶太人很像———只有裝在腦袋里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凱撒、強盜和洪水都帶不走它。

畢飛宇的新長篇《甦北少年“堂吉訶德”》中，“興化”像一塊頑固的胎記隱在字里行間。這是他寫作30年來第一次在作品中濃墨重彩地描寫故鄉。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作家的成長軌跡，更可探析里下河文脈何以如此源遠流長。他的文學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里下河發達的水網中最為豐沛的一支。還有諸多的“支流”，如今被匯集在一起，被概括為“里下河文學流派”。仔細梳理，這面旗幟由汪曾祺樹立，旗下聚集了耳熟能詳的眾多作家︰畢飛宇、魯敏、朱輝、王大進、劉仁前、龐余亮……

我們看到的情形是︰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流派是“荷花澱派”和“山藥蛋派”，此外鮮有流派叫響。20世紀80年代文壇地方軍的頻頻提及，逐漸代替流派之說，諸如“陝軍”“湘軍”以及“寧夏三棵樹”“廣西三劍客”等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地方作家群的集體創作風貌。以江甦作家的實力，足以形成生動鮮活而豐厚浩蕩“甦軍”。但是，實際上既未以“地方軍”的概念沖擊文壇，作為流派的推出也顯得有些姍姍來遲。那麼，這個時候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有何意義？這一流派能否進入文學史？關于“里下河文學流派”可能性的探討近日在江甦泰州悄然展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就“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梳理和定位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里下河文學流派”形成始自汪曾祺

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界定，主要以汪曾祺《大淖記事》獲得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為發端，此後在里下河地區逐漸形成的一批題材、風格、審美屬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文學流派。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中，既有汪曾祺、畢飛宇等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也有費振鐘、王干、汪政、吳義勤、何平等國內一流的優秀評論家方陣，這種獨特的文學流派現象，在國內文學界並不多見。如果說，在80年代汪曾祺復出之前，當代里下河作家群只是零星而不成氣候的，到了80年代初，汪曾祺的引領，使得里下河作家真正集群，並進入孕育期。90年代以來，畢飛宇的創作成就對里下河作家群的成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同時，許多本土作家執著地書寫故鄉，不斷提供新鮮的地方文學經驗，使得走出去的作家們能夠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返視故鄉，深情演繹故鄉。在里下河本土生活的作家與走出里下河的作家，這兩股合力里外呼應，形成內外交互的良性循環，共同鑄就了里下河文學創作的高峰。近10年間，里下河地區出版文藝類圖書達400多本。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僅興化市單長篇小說就出版了12部。

“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形成與當年所謂“陝軍東征”不同。評論家費振鐘認為，“里下河文學”有自己的歷史，是一種依托于地緣地理區域形成的文學群體的命名。僅以敘事文學而論，在“里下河”區域產生了中國最重要的敘事作品《水滸傳》，對里下河文學的描述，如果回到歷史流向中，就可以看到他具有形成文學群體的可能性，也具有形成文學流派的可能性。但這需要有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就是1980年代汪曾祺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現身。“汪風”式寫作，不僅是汪曾祺的個人特點，而集中和凸顯了里下河文學的審美性質，成為“里下河文學”書寫的範式。由此里下河文學有了一個當代性標志。江甦作家實力很強，作為文學流派形成，在陸文夫、高曉聲和方之時代，曾經有一種可能，但是“探求者文學”畢竟只是從一批有相似文學政治傾向的作家那里概括出來的，作為流派形成還缺少足夠支撐的因素，而今天江甦推出“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說條件更成熟。

“正在進行時”的里下河文學流派

文學流派的形成，無疑有助于一個地區文化力的提升。評論家汪政進一步闡釋說，文學流派有大有小，持續的時間有長有短，總結其形成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流派的文學行為發生之前，帶有某種目的性，由志同道合的文人亮出文學主張，依托刊物、報紙等平台打出文學旗號，五四時期這樣的情況比較多；二是在流派的文學行為發生當中，一批文學取向具有一致性，且生活地域相近的作家，把自己前一時期的文學主張歸納提升，舉出流派的旗幟引導創作，並不斷聚集擴大；三是流派的追認，某一個地區或時代，在創作上表現出同一審美屬性或傾向，雖然沒有自覺地提出文學主張，也沒有刊物，但是卻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也可以視為一種文學流派的存在方式。比如宋代“豫章三洪”撐起的江西詩派就屬于追認。“很多專家執著于第一種文學流派的形成方式，但它並不是流派唯一存在的方式。從文學的多樣性來講，里下河文學無論作為流派，還是作為作家群，作為創作整體現象，其文學意義與文學史價值同樣重要。”汪政說，里下河作家不管激烈或柔和，對生活哲學的堅守，長期浸潤在民族敘事的傳統中，具有很多審美屬性。

首先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汪曾祺的“小說里總有水。即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里下河作家在小說中寫了大量的水鄉特色元素，比如劉仁前的《香河》更是用優美的筆觸，細膩描述了清靈的里下河之水，水的蕩漾使他的小說中彌漫著泱泱水氣。另一方面，里下河作家眷戀這片生我養我的熱土，同時也抒寫這片大地的苦難，以及面對苦難的韌性與剛強。畢飛宇《平原》的背景是壯麗而輝煌的甦北大地，它以一種帶有沖擊力的美震撼讀者。

其次是“南”、“北”交匯的文化形態。評論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處在江甦南北兩個極點之間，屬于江甦文學曖昧不明的區域，從這里出發的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陰柔亦堅硬的特質。在這種地域文化形態的影響下，汪曾祺的小說在風格上不注重故事情節，樸素而和諧。畢飛宇寫玉秀情竇初開的一段文字猶如一首抒情詩，劉仁前筆下的“香河村”，“春來楊柳泛綠，濃蔭覆蓋，如煙似霧，整個村子全籠在綠蔭里，成了綠色的世界”。可以說，里下河作家擅長用詩般的語言敘事。

汪政提出，里下河地區歷來城市文化和農耕文化較為發達，這對里下河文學創作的影響體現為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學。不僅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外在的文本，諸如對地域風貌、風情的描繪等，也表現在那隱藏于作品中獨特的生活哲學底蘊︰一方面表現為崇文尚雅，另一方面表現為質樸的平民精神。畢飛宇將“寫作如居家過日子”自定為小說創作的美學標準。龐余亮、劉仁前描寫熟悉的鄉鄰鄉親，熟悉的鄉土風物，作品呈現出自然、鮮活的本態。另外，曲藝（評話、彈詞、清曲、道情等）、戲劇（揚劇、淮劇、木偶戲等地方戲）在里下河地區的流行，使里下河文學創作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敘事藝術。特別是評話藝術，因扎根平民听眾群，擁有堅實的平民基礎和頑強的生命力，這種地方曲藝和戲劇的興盛，使得里下河文學流派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敘事藝術。

換一種解讀方式，可能會打開新的思路和空間。《中華文學選刊》特聘編審邵明波也認為，里下河文學流派是一種成長中的流派。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應當進一步解讀和推廣里下河文學，這種解讀和推廣，不僅僅是向內考察其審美屬性、向下追溯其文化淵源，而更應該向外、向上，向外就是走出去，放到更廣闊的空間去考察，向上就是放到更高的層面去研究，比方上升到思想性乃至哲學性的高度去研究。

里下河文學流派提出是否影響文學版圖？

很多時候，作為地域性作家的群體出現，是評論命名的方便，也會有助于尚未成名的作家走向文壇。然而被納入“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和評論家，很多已經功成名就，形成比較成熟的風格。在這種情況下，“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命名有何意義？

費振鐘解釋說，地域性作家的命名，更多是緣自作家的作品具有文學共通性，其價值追求、敘事特質、語言風格等具有同構性。如當年的荷花澱派、山藥蛋派，雖然是由理論家命名的，也不一定得到作者承認，但這樣的命名是建立在同構性上。里下河文學流派同樣如此。不過將這個區域範圍內的作家們納入進去，並非為了說明這些作家的個人風格具有什麼意義，而是希望在“地方性”重構中整合文學的意義。探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可能性，不是建立文壇地方軍。在今天的語境中，我們對“地方”文學的認知，是要通過“地方”一詞的解讀，重新獲得文學在今天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地方”作家和他們的寫作，發現文學是否還具備足夠的內發力，是否還具備確定性的價值和理想，如果具備，那麼這樣一個流派，它能提供多少。里下河文學流派如果依這樣要求建構起來，當然會對這個群體中的作家產生積極的影響。

“如果說地域文化或區域文學，里下河文學肯定成立。”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說，寫地域文學史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作家籍貫不在這里，只在里下河工作；作家籍貫在里下河，但不在這里寫作。里下河文學流派更多地還要依靠本土作家通過聚會的方式，形成同一審美取向。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有點擔心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會影響已有的文學版圖。“當代文學的表述，好象不接納流派，充其量承認作家群，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郜元寶說，“派”的問題是有中國傳統文學的，強調相對封閉和獨立性。而當代文學是全國一盤棋，允許作家保留地方色彩，不允許作家有相對封閉性、獨立性，這是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很大區別。所以，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地方上獨有的創作個性和文化個性，同時也要看到整體文化框架中的共性，這樣的探討比打出某一個旗號更有意義。

甦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表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提出，並沒有重新分割我國文學版圖。因為一大批作家雲集在里下河，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概念，更重要的思考里下河區域文化是如何影響一大批作家的寫作以及當地文化的發展。梳理這一文學史脈絡，將為重新解釋一些作家的作品提供嶄新的角度和方法。同時，他也認為，作為里下河水鄉的門戶，泰州高高擎起這面文學大旗，反映了泰州文化人的高度自覺，其意義不可低估。

“較之里下河文學流派而言，我更願意稱之為里下河式的文學書寫。里下河與其說是一個地理概念，無如說是一個帶有人文意蘊的文化地理概念。”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提出“里下河式的文學書寫”的文學特征與美學意味，文學特征大約集中于三個方面，一，自覺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識。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和《受戒》都是一開篇就寫地理，像汪曾祺這樣不斷在作品中強化地理意識的作家並不很多。畢飛宇的小說中，無論是《哺乳期的女人》還是《地球上的王家莊》，前者是一開始寫地理，後者則是將一個小地理放在一個更大的地理中去寫，這樣的例子有不少，足見里下河的地理對于這些作家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浸潤著這方水土的作家自覺人文考察的文學起點。這種講究來源的寫法，何向陽認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來的文化影響的，這種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劉熙載等人文文化的影響。第二個方面，是自然呈現的漢語古典情結。他們的文字中都有一種文人氣質，但是這種人文氣質不是刻意為之，是自然流露。比如無論汪曾祺還是畢飛宇、劉仁前，他們的書寫沒有歐式的長句，只要一寫到家鄉，就是短句，這些短句，看似平白，實則有著古意。第三，是自在表達的人性命運關懷。他們的書寫中所表達的對于人的關心與關懷，是體察式的關懷，呈現出與北方敘事不同的特征。

作為微觀文學史的建構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里下河區域的文學創作具有典型的文學史意義。這種典型性，不僅體現在不同文學類別的發展都十分均勻，而且表現在不同代際的作家群體都有不俗的實績。可以說，里下河區域的作家和評論家們，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直接參與並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換言之，里下河區域的文學發展軌跡，其實是一部微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洪治綱認為，一部好的文學史，並不僅僅表現在它對文學發展脈絡的準確梳理，對作家作品的科學定位，對文學發展經驗和教訓的有效總結，還應該著力于探討並發現文學創作的內部關系，重新激活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學個案，以鮮活的、具體的、被日常經驗遮蔽的事實，凸現文學演進的各種形態。文學史不只是一種計算學意義上的統計和歸納，它還應該是一段時間內的文學發展內在規律的探討，是由豐富的個案信息和具象化的現場組成的某種演進軌跡。如果從這個意義上，將里下河區域中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作為一個考察目標，並依據微觀文學史的建構思路，認真梳理這一區域文學的發展軌跡，或許會打開更多、更豐富的文學發展的內在肌理。洪治綱認為，無論是在小說、詩歌、散文，還是戲劇、文學評論與理論，里下河區域的文學，都在不同程度上緊密地嵌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其中的一些個案，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某種標志性符號，具有豐富的表征性意義。

譬如，汪曾祺、畢飛宇、曹文軒的小說創作，夏堅勇、費振鐘等人的散文創作，唐曉渡、小海等人的詩歌創作，高行健的戲劇創作，丁帆、黃毓璜、王干、費振鐘、汪政、吳義勤等人的文學研究與評論，都是微觀文學史意義上極為重要的個案，從中可以展示諸多令人深思的文學特性。

洪治綱說，用微觀文學史觀，來考察和認知里下河區域的文學發展特質，可以避免簡單地從流派角度來整合這一地區的文學的局限性。從個案特質上看，里下河地區的眾多作家和詩人，同樣也具有豐富的文學史表征意義。這里，既有成長于斯、寫作于斯的作家和詩人，又有成長于斯、遷徙他地的作家和詩人，還有雖成長他地，卻在此長期生活的作家。如果依照微觀史學的相關理論，我們不僅從一些個案梳理中，展示當代文學發展的某些重要形態，而且可以從作家的成長、審美風格的形成以及藝術思維的特質中，建構出一種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微觀文學史。無論是文學門類、審美風格，還是作家個案，以里下河地域的區域文學作為一個當代文學史的載體，進行微觀史意義的建構，在方法論上還有諸多可以開拓的空間。

費振鐘表示，文學史家怎麼評定文學流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需有這樣一種“里下河文學”，至于“地方化特征”如果專指過去所謂的地方特色或鄉土風格，那不重要，如果強調一種“地方性”對于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價值，那麼在今天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虛擬化的時代，文學需要通過一種“地方”認知，需要通過地方認同，通過一種內合力，獲得整體性確認，這就是我們討論試圖通過“里下河文學”切入中國文壇並發生影響的途徑之一。雖然還有其他方式，但費振鐘認為，以對“地方”文學的重新發現，施加于對中國文學的認知，這是一個最切實的途徑，也是最有效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