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16年第一期

汪曾祺漫像

追尋汪曾祺的足跡王干
汪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從南京趕到北京八寶山向遺體作別。汪先生靜躺在鮮花叢中，放的不是常見的哀樂，而是《天鵝之死》。我那天有點失去控制，哭成淚人似的。後來我看錄像，有些奇怪自己為什麼剎那間悲痛從內心涌出不能自已呢。後來想想，我們這些人都有些依戀、依賴老爺子。他是一代人的教父。他走了，自然會如喪考妣。

王干漫像

魯迅曾經是一代人的教父，這在書上、文學史上和報紙上經常會得到確認。而汪曾祺作為新一代人的教父，很少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這麼想。我在《被遮蔽的大師——汪曾祺的價值》一文中曾經寫過︰“翻開當代的文學史，他的地位有些尷尬，在潮流之外，在專章論述之外，常常處于‘還有’之列。‘還有’在文學史的編寫範疇中，常常屬于可有可無之列，屬于邊緣，屬于後綴性質，總之，這樣一個大師被遮蔽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延，隨著文學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禮，汪曾祺的價值在顯現，尤其作為文學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顯。
文學教父的價值不在于政治地位，不是因為佔據了某個重要崗位就一定能夠發揮精神領袖的作用。文學教父也不是博導之類的學術位置，並不是收了多少學生或者帶了多少徒弟，而是對年輕作家的精神燻陶和滋潤。魯迅當過大學老師，後來成為自由撰稿人，魯迅在大學里無疑影響了很多的青年學生，另一方面柔石、蕭紅、蕭軍等並不是在魯迅任教的學校讀書，他們反而比那些在大學接受過魯迅教誨的學生，更具魯迅的文學精神。汪曾祺沒有當過大學老師，雖然後來也間或收些“學生”，比如1980年全國短篇小說頒獎時，接受趙本夫的跪拜，算是當了師傅，收了弟子。但汪曾祺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更多地還是通過他的文字和作品。比如他對阿城《棋王》的評論，影響的不僅僅是阿城這樣一代人，對其後的年輕作家影響更為深遠。徐強在年譜中提到，1993年在海口、三亞召開的藍星筆會，在一般的文學史和文學研究中很少提及到，而當年汪曾祺和之後馳騁文壇的王朔、劉恆、甦童、格非以及評論家陳曉明、王彬彬等人交往，就是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因為當初參加會議的全是青年作家和評論家，唯一的老作家就是汪曾祺。作為藍星筆會策劃者之一，我目睹了青年作家們對汪曾祺先生的崇拜敬仰之情，只是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老先生被簇擁和愛戴原是因為青年作家對文學教父的無意識的認同。
鐵凝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的會上說到汪曾祺對她的影響︰“汪曾祺先生是當代中國文學界的一位大師，他的文學成就一直受到文學界的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的學養、人品和文品，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汪老去世前，我曾有機會多次與汪老交談，他幽默機智的談吐，樂觀爽朗的人生態度，貫通古今的學養，獎掖後人的熱情，時時感染著我，‘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汪老那里我體驗最深。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可以清晰浮現。今年新春之際，我和幾位同事走訪在京的一些老作家，那時我常常會想起，要是汪老還在世該多好，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聊天，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誨。”另一位女作家王安憶，在《汪老講故事》一文中說到她和汪曾祺的一段交往，“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開會，汪曾祺注意到我的發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問我的‘聒’從何得來。我說並沒有什麼地方，就這樣很平常。他讓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說︰‘是從《約翰·克里斯朵夫》里得來。’他便說︰‘這就對了，《約翰·克里斯朵夫》是誰譯的？是傅雷。傅雷是什麼人啊？’傅雷是學貫中西的譯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實。汪曾祺是極重用字的，如今這一派天真純樸，實已經是經歷了二次否定的皈依。其間的奧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鐵凝、王安憶對汪曾祺的理解，是從一個晚輩的視角看到前輩的精華，同時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個小說家的情懷。
徐強先生的《汪曾祺年譜》讓我作序。我猶豫再三，不知如何下筆。前面說了那麼多，無非是表明徐強的這個年譜有價值。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當代作家都有年譜，但價值如何呢？不好說。汪曾祺的年譜，價值是多方面的，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因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兩個文學時代，他的寫作發源于1940年代，這是現代文學重新認識發現現代性的時候，而汪曾祺的創作高峰是在進入1980年代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重新回到新文學的起點上。他跨越這樣的時代，連接著巴金、老舍、趙樹理、曹禺這樣一些現代文學大家，同時又是現代作家進入新時期文學創作並成績卓著第一人。很多現代作家進入到當代之後依然寫作，但基本上屬于續貂型的，甚至影響顛覆了早期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而汪曾祺在當代幾十年的寫作，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寫作，不僅超過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也超過同時代人的作品，這種“逆生長”的原因何在？我們在《年譜》里或許能夠找到答案。至少《年譜》提到一些鮮為人知的人和事，對于現代文學史也是一個補缺，而對以後的當代中國文學史寫作更是一個提醒。
汪曾祺有句名言，“流動的水，是語言最好的形象”。在閱讀這本年譜時，我意外地想起汪老這句話。也許我是覺得，年譜又何嘗不像語言一樣，也是一種流水緩緩逝去的形象呢。一年一年過去，一生就像流水，而時間，是讓靜水流動起來的落差。作家的平凡肉身，如世間所有生命，根本無法擺脫或緩解時間巨大的推力。好在有文學，文學說到底，不過是一門對抗時間的藝術。好的文學作品總是能抵抗時間的落差，經久傳世。這是全體人類的幸運。文學與時間，始終緊密相關。一位作家如何走過他的一生，也定然是後來的讀者研究者在閱讀與品鑒其作品時，無法忽略的問題。當然，還有空間——空間與時間構成一個人在世間活動的經緯刻度。汪曾祺的一生輾轉多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歷經江陰、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張家口多地。這些遷徙之地，也以各種方式印跡在他的作品里，是我們無法忽略的。而年譜，簡單些說，或許是勾畫出一種時間、空間的經緯度，這種刻度與作品一起，讓作家的形象與研究三維起來、立體起來。
年譜的編撰和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艱難的工作，尤其像汪曾祺這樣“不愛惜自己羽毛”的人，從來不記日記，也不留資料，率性自由，不刻意為自己留下什麼痕跡。年譜的編撰就是一個近乎“無中生有”的探軼和解疑。徐強的認真和執著，讓我欽佩。他經年累月地在報刊的縫隙和史料的邊緣處搜索，通過蛛絲馬跡找當事人核證、采訪汪曾祺的事跡，尋覓汪曾祺漸漸模糊、淹沒的足跡，努力還原出一個真實的汪曾祺，居然洋洋經營80萬字之多，可贊可嘆！我周圍的朋友中，有一大幫“汪迷”和“汪粉”，他們對汪曾祺先生的熱愛和尋覓，已經讓我極為驚訝，而徐強的工作更為笨拙和愚憨，也是這種笨拙和愚憨讓他的年譜成為一種歷史性的文獻。當然，我也隱隱感到徐強在探軼和考尋的過程中，又時常產生某種愉悅和快意——發現的愉悅、解惑的快意。
現在出版的雖是簡本，但依然能夠清晰地呈現出汪曾祺在人世間彎彎曲曲的足跡。常有人講，人生最好的事，是這世界上還有人記得你是如何度過一生的。這句“雞湯體”的話，卻也陰差陽錯道出身為寫作者的一生旨歸，不為留名、不為逐利，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憶。雁渡寒潭，本就不是為在寒潭留影，但卻是大雁飛翔的身姿與方向，為人間傳遞著季節更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