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建国初期成长小说惯用的革命叙事，把身体问题革命化、符码化，使身体成为革命意志坚定与否的试金石；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确立后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惯用的“深渊体验”叙事，使身体一味地动物化、性欲化。吴长青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对待身体问题的时候，没有采用单一视角，而是综合了当下小说叙事的各种时尚元素，使他的这些中、短篇小说变得好看，耐读，且有相当的“先进性”。

    长青的小说溶入了乡土叙事、底层叙事、官场叙事和两性叙事方方面面的元素，所以我们很难用哪一种叙事来命名他的这些小说。这就预示着他的小说可能蕴含的丰富性。长青的小说，无论是第一个人称，还是以叙事人身份出现，其实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小说就具有切己的自传性；书写的是一个人，一个青年男子，青春期成长的种种困境。而这位男子不是城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倒像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又比后者遭遇更复杂的境况。也就是说，长青小说里的主人公是生活在、学习在、工作在乡村或乡镇，至多偶然在城乡之间游走，最后无功而返地回到了乡村原点（他小说里叫“回家”）。所以，你既可以说它们是成长小说，也可以说它们是流浪小说，还可以说它们是成长加流浪的复合型小说。一个乡下的孩子，在当代中国城乡发生巨大变革时期，他在求学过程中的躁动，他在初涉社会后的不适，他在城乡之间难以定位的身份游移，他在基层政权角力中无足轻重的牺牲……可以说是续写了《人生》，也可以说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微缩。长青几乎是用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大量铺陈日常生活细节，写生活的原生态，像拍摄纪录片那样，把一个乡村青年男子成长的焦虑和挣扎，客观地、有趣地、当然也是无奈地呈现出来了。在许许多多的叙事元素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是乡土叙事和底层叙事，尤为可贵的是，长青没有泛泛地处理这两大类叙事，而是以青春成长为核心，把这两种叙事贯穿起来，从而支撑起来了立体的小说伦理叙事的时空。这就是我所说的长青小说具有的诗学正义。

    另一类是对城乡边缘人群的生存法则以及他们精神生活的观察与拷问，作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样一群或一个独特的个体，试图以普通人的视角探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变异，正是怀着这样的野心，作者笔下的人物显得躁动而又苍凉。甚至让人读出了人的无助与孤独，这似乎应证了人在某种困境中本能的挣扎需要的恰恰是温暖和爱。这对于城乡断裂的时代，其价值与意义正在于如何换用一种视角读出这个时代的症候——身处的那个环境似乎都有某种难以言说的不适与痛苦。

    我想，面对复杂幻变的现实，如果长青能够理性地追问城乡“冲突”的美学问题，调整对道德问题的单级书写姿态，那么就能够写出底层成长和边缘地带特定人群的复杂心理地形，以及造成这种伤害的根源，就会摆脱目前小说叙事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压抑，增强小说叙事的力度、韧度和深度。

    （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