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手里拎着两只大箱子，站在大院门口，仰起头打量着眼前的楼房。心里长长的一声欢畅的叹息，这里才是她该来的地方。从现在开始，这里将和她发生紧密的联系，楼房的某一扇窗子后边将闪动着她的影子，从现在开始，她将成为一个城里人。城里人，是多么极具**力的一个称呼。

    二十六岁的女诗人，生着一双很媚的单凤眼。身材如她的十根手指一样纤细绵长，忧郁是女诗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主旋律。大概诗人就该是忧郁的吧，所以，她也不例外。不高兴是忧郁的，高兴是忧郁的，痛苦是忧郁的，幸福是忧郁的。外人只能看到女诗人的忧郁，无法体会女诗人忧郁之下的各种情绪。它们全被忧郁掩盖了。或者，女诗人除了忧郁，再无其他的情绪罢。

    比如，女诗人结束她的婚姻独自离开她生活了四年半的村庄时，她的婆家人和村里人就没有看到女诗人忧郁之外的任何情绪。按说，女诗人该黯然神伤才对，毕竟是婆家人再无法容忍她，主动解除了这一桩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婆家人无法容忍女诗人的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她是个女诗人。女诗人有点不食人家烟火，除了写诗，不会做其他的事情，也拒绝做其他的事情。刚开始，村里人还羡慕女诗人的婆家，看人家娶了一个会写诗的媳妇。写诗肯定是了不起的，也肯定是能挣来大钱的。随着女诗人的到来，一个陌生的名字经常地被村里的广播反复使用。女诗人就一趟一趟地往放广播的大队部跑，从那里领回一些信件。偶尔地，也会有一张两张的汇款单据，上面的数额是三十或者二十不等。有时侯，单据上面的数字是五元十元的也说不定。钱的多少是村里人最关心的。很快，人就从喊广播人那里知道了具体的数字。人们才知道，原来诗歌竟是如此地便宜，原来诗人竟还不如一个在工地上搬砖头锄大泥的小工。便对诗人和诗歌有了几分的轻视。轻视是彼此的。女诗人同样对村里人充满了轻蔑。她不屑于溶入到粗俗的他们的队伍里。如果她的男人不是她的高中同学，不是对她一往情深，无论如何，女诗人都不会和这个小村发生一点关系。然而，是她高中同学的她的男人，对她曾经的一往情深，也在岁月的行进和磨砾中，变得斑斑驳驳了。女诗人妙不可言的气质令高中男同学们痴迷，却也同样令高中男同学们敬而远之。只有她的男人勇猛无比，使用着各种冲锋陷阵的武器和手段。女诗人最终被男人的痴情打动，从自己的村子走出来，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走进了男人的村子。女诗人的男人才发现，原来，诗人是不可以走得太近的，诗人是不可以拿来当老婆的。

    举个例子。每天早上，男人出家门之前，都要俯下身来吻一下女诗人才走。晚上回到家里，碰到的是女诗人一面薄薄的却绝对冰冷的后背。一问，不知原由。二问，亦不知原由。再三再四地问来，才知道是女诗人是嫌早上的那一记吻太过干巴，一点水份也没有。由此推出，男人已经不像最初那般在乎女诗人了。

    男人说，我没那个意思。

    男人那个累呀。心累。

    女诗人的公婆给女诗人的男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要女诗人，要么要爹妈。二者只能选其一。他们可以勉强容忍女诗人除了诗歌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漠视，绝对再不能容忍女诗人不生孩子。女诗人的男人就求女诗人，为了我，为了咱们的家，要个孩子吧？

    理想在女诗人的计划之内，她的理想里暂时没有孩子的位置。孩子会把她变成一个平庸的黄脸女人，会耗损一个女诗人的美丽。某一天自己也会像村里的女人那样随时随地地从怀里拽出**来奶孩子，那样的自己哪怕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诗人，尤其是女诗人，他们想象中的自己永远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自己完美许多。

    于是，女诗人失去了她的婚姻。无所谓吧。反正家里那个曾经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人已经死去了，感情不存在了，对其他俗不可耐的人和事物就更没有必要面对的理由了。唯一伤感的是，这个不适合她的村子耗费了她大量的青春。

    女诗人拎着她的全部家当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大院，走进大院某一幢楼的某一个房间。她还来不及细致地打量居住环境的全貌，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它。只有立刻就进入它，女诗人才会有一种真实的拥有感。

    女诗人进入了它。一个小偏厅，一卧，一厨，一间狭仄的卫生间。女诗人把箱子放在卧室里的已经很陈旧的双人床上，从一台油漆斑驳的写字桌下边拉出一把小转椅，然后坐了上去。身子毫无防备地一歪，低头一看，原来是小转椅少了一只轮子。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女诗人的心情。腰上别着一把劲坐在小转椅里，女诗人眼光迷离地陷入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假想里。

    滴滴——女诗人的呼机响了。

    还满意么？是给她安排住宿的同学发来的。

    这台汉显呼机是这位在城里工作的同学新送给她的，同学说，别客气，拿着，到时候方便找你。此同学当初暗恋过女诗人，可能是考虑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自己都不会被女诗人过度注意到，因而他的恋爱攻势从来就没有公开地展开过。

    女诗人想给同学回一个信息，传达一下她的谢意。从小转椅上站起来，揉着有些酸涩的腰，踱到临街的窗前。透过窗子，女诗人看到楼下临街处，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便想到楼下去打电话。女诗人刚一打开简易防盗门，一个肤色很深的女人端着一只撑子就朝门口扑了过来。带进来一股难闻的药房味道。女诗人皱了皱鼻子，险些打出一个喷嚏来。边扑女人边嚷嚷，快点儿，快点儿，煤气灶，煤气灶！黑女人仿佛随时都要丢了手中撑子，却又誓死不能丢的样子。躬着腰，两只手忍受着来自撑子的灼烫感，朝着女诗人的厨房勇猛挺进。然后，不客气地把手里的撑子墩在煤气灶上，又不客气地打着了火。

    借你的火用一下，刚才烙着烙着饼，没有煤气了。

    后来女诗人知道黑女人叫喜子。楼里的人都喜子长喜子短地喊她，女诗人看喜子至少要四十岁的样子，不好意思叫喜子，就在后边加了姐字。叫她喜子姐。

    现在女诗人发现那撑子里果然有一张没有烙熟的大饼。喜子将大饼翻了一个个儿，匆匆地往外走，在门口消失前，对女诗人说，给我翻着点饼，还有一张，我去把它擀了。

    口气是不容置疑的，好像她早就和女诗人是熟识的，也好像女诗人就是她家里的一个什么人。

    喜子来来回回地出入自己家和女诗人的家。一通忙碌之后，不但烙完了所有的饼，还炒了一道小菜。喜子最后一次离开女诗人的家时，咧开比常人稍大一些的嘴巴，露出满口显然是被烟严重熏染过的黄斑牙，对女诗人说，关门吧。

    竟然没有一点感谢的意思。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女诗人从头到尾都是被动的。甚至有一种意志和行为被**的感觉。不过，女诗人对喜子一点也不反感。她觉得，喜子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那么，其他的人呢，其他的邻居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女诗人开始全方位地打量她居住的环境。

    从外表看，女诗人住的楼房四四方方的，像是一个矮墩墩的男人。这样的墩子楼一共有四幢，两两成双地在大门口的两侧沿街而立。楼的外表清一色的灰暗，陈旧。每一个墩子楼有五层，女诗人住在东侧挨着大门口那幢。四楼。让女诗人感到意外的是，矮墩子楼的后边，也就是大院的里边是几排簇新的楼房。

    女诗人渐渐发现，住在新楼里的人和住在矮墩子楼里的人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他们比墩子楼里的人更傲慢。傲慢来自一种身份和价值上的居高临下。尽管他们是微笑着的，但是他们把傲慢隐藏在微笑后边，只是零散地拿出一小部分。让它们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比如，大概是女诗人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一天傍晚。女诗人在院子里散步，听见新楼里闲聊的几个女人在谈论另外一个女人。而她们谈论的那个女人，女诗人已经有过几面之缘，并且知道是住在自己对面那幢矮墩子楼里的女人。是叫镜的那个女人。镜子生得有点漂亮，所以，女诗人从窗户里看过镜子几次就记住了。镜子每次从楼上下来，都尖着一副嗓子吆五喝六的，匆忙地招引着她的三缺一或者四缺三。几个女人的谈论就从镜子玩麻将开始。新楼里闲置在家的女人，因为闲置在家靠搓麻将打发时间的女人也有，此时却不是她们谈论的对象。那是她们“内部”的问题。现在的她们要一致“对外”。玩麻将本来不算什么，错就错在你是矮墩子楼里的人。在新楼人的眼里，几个矮墩子楼不过是贫民窟，集中了所有的贫困和无能。一个生存在贫困和无能环境里的人，你不为生计奔波，整天玩麻将，实在是无耻的穷乐心。这种行径实在值得人鄙视和唾弃，也实在值得谈论这件事情的人幸灾乐祸。同时也因自己不是贫民窟里的人而心生庆幸。

    自然而然的，矮墩子楼里的人和新楼里的人就形成了两股敌对势力。他们在情绪上是格格不入的。

    女诗人的出租屋是在矮墩子里楼里，她当然也是矮墩子楼里的人，被划分为两股势力其中的一股是很自然的事情。女诗人总觉得新楼人的势力是站在上锋的，是他们主动地在心理上和矮墩子楼里的人拉开一个距离。支撑起女诗人信心的是她的诗人头衔，她的诗人气质。女诗人要让自己知道，要让新楼的人和矮墩子楼的人知道，她是一个和物质没有多大关系的人，是一个两股势力以外的人。

    很快，女诗人的美好设想被击碎了。

    实在忍受不了这个傍晚。太阳的热度已经减退了，屋子里的热度却还拥挤着，没有丝毫散去的迹象。女诗人只得抓了一本诗集下了楼，独自占了一片路灯的光亮来看书。院子里聚着很多新楼的人和矮墩子楼的人，他们或者闲着聊天，或者在某一盏灯下占据了一方地盘，几个人劈劈啪啪地甩着扑克牌。只有女诗人是特别的。她把她的特别从乡村带过来，带到这个离她的乡村四五十里路之遥的，处在河北最南部的某城的大院来。女诗人不懂，在有些环境下，特别往往是攻击的借口。

    女诗人的眼睛在书上，却也真切地听到了那句话。那是新楼的一个女人说出来的一句话。她说，和人家比不了，人家是书礼人儿。

    这个“人家”显然是指女诗人。“书礼人儿”不是几个字，而是几枚带刺的棘藜，颗颗都打着滚儿地扎人的心窝子。这是很文明的骂人方式。就差呸地啐一口，再用鞋尖把污物狠狠地一捻，骂上一句，臭德兴，还装模作样地捧本书！

    女诗人是墩子楼里的人，一个贫民窟里的人是不配捧本书装酸的。女诗人的心情也跟矮墩子楼的外表一样，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灰暗和卑琐之中。这就是女诗人一直没对同学说出一个谢字的原因。甚至敏感地认为是同学故意要出她的丑，故意陷她于难堪之中。然而，女诗人有能力改变什么么？没有。显然，她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每月二百块钱虽然已经是低得再不能低的房租，再加上要穿衣吃饭，对她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的理想，她的诗歌事业，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再有，她是一个诗人，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如此精神上的享受无论如何都是那群物质男女所理解不了的。

    女诗人哀伤地想，自己一度要致力于两股势力之外，不也是在刻意地逃避么？看来，她需要一些毅力，来接受她是墩子楼人的事实。

    女诗人卷了书往回走，走到蹲在警卫室门口和看门老头下棋的人身边时，眼睛不自主地在那个人的脸上扫了一下。女诗人的眼睛惊讶地跳了跳，心中暗暗感叹，天下，竟有如此面目峻朗的男人。满脸思索状的男人猛然抬起头来，女诗人无限惆怅的目光就全在他的眼里了。女诗人的目光在男人作出表情之前，急急慌慌地转向了他处。一张圆润的小脸儿，藏在灯影儿下红了红。转过警卫室，便是女诗人住的墩子楼了。人未到，早听到楼下一片开心的嘻笑声。

    几个墩子楼的中老年女人们嘻嘻哈哈地笑得一塌糊涂。她们在笑喜子。

    喜子在学大猩猩走路。一波笑容还未散开去，在喜子又一个可笑姿势的**下，新的一波笑容又哗的一下子奔涌过来。人们笑得如泥了，软软的，烂烂的。一楼的赵奶奶一边喘息着笑，一边求喜子停下来，否则她一把老骨头会笑死的。这分明是在怂恿喜子。女诗人没有笑。她不明白喜子为了逗大家开心，为什么要没心没费地做那些愚蠢的动作。也许，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原本就是供大伙取乐的。这样一想，女诗人便觉得刚才生出的那点愤愤不平是多余的了。因为她发觉喜子在那样做时，好像很是快乐。

    这一个晚上，女诗人的情绪可谓是多姿多彩的。莫名的哀伤里夹杂着一张英俊的男人的脸，夹杂着和喜子有关的一些说不清的感觉。此刻，女诗人需要想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在大脑里拥堵着，哪一个也不能顺畅地走出来。也罢，索性就让它们在大脑里沤着吧。总会沤出个顺序吧。便沉重着步履，一心一意地上楼。

    楼道里弥漫着淡淡的药房味道。楼道的味道就是喜子身上的味道。也许每一幢楼都会有其特有的味道，如同一个家有一个家的味道一样。喜子身上的味道决定了整个楼道的味道。每上一个楼层，女诗人就跺一下脚，楼层里的声控灯就随着跺脚声亮起来。声控灯其实也可以用手触摸的，手一摸，也会亮。可很少有人去摸。初来时，女诗人经常会被夜半楼道里响起的跺脚声惊醒。短短的时间内，女诗人也学会了跺脚。只是不知道在这个潮热的夜晚，会惊扰了哪一个熟睡的人。

    路过每一个楼层，女诗人对那一层楼里的四扇门会稍稍地有一些联想。四扇静默着的门里会走出来怎样的人。楼下的那些墩子楼里的人，她还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门准确地连接在一起。就像上学时做过的连线题，一边排的是墩子楼里的人，一边排的是墩子楼的门。除了一楼的赵奶奶，自己的邻居喜子，其他的还不能够进行准确连接。到三楼了。女诗人的脚略高些地抬起来，重重地踏下去，灯亮了。在灯亮的瞬间，女诗人看见楼梯左侧两扇门其中的一扇是半敞开的。不，应该说是女诗人透过半敞开的门，看见一个在地上睡觉的少年。门敞开着并不新鲜，女诗人经过它时已经注意到了。它仿佛从来没有关上过。它是这幢楼里唯一没有装简易防盗门的门，也是唯一一扇没有上锁的门。它敞开着。门里的肮脏和零乱赤条条地裸露出来。女诗人以为它是无人居住的。她第一次发现了睡在地上的少年。少年有着和屋子极度协调的肮脏，他大概在做着什么活，做累了，就躺在地上睡着了。少年的四周堆着几只破袋子，以及一些瓶瓶罐罐，一群苍蝇在围着袋子嗡嗡飞舞。然后，女诗人闻到了一股混合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但掩盖住了楼道里原有的药房味道，并且像勺子一样探进女诗人的胃里，一阵搅动。女诗人快速地离开了。

    住在四个墩子楼里的人几乎全部是这座城市里最不景气一个单位的职工，说得更清晰一点，就是说四个墩子楼是那家最不景气单位的职工宿舍。新楼里的人，就如同杂拌儿了。相同的是，他们是一群稍稍有着购买能力的杂拌儿。墩子楼里的人和新楼里的人同时注意到了女诗人。从女诗人搬进墩子楼的那天，他们就注意到了。有什么事情能逃得过他们的眼睛呢。墩子楼的人注意，是因为他们随时都要清楚家庭人员的变化。新楼的人比墩子楼的人更关切墩子楼的细微改变，他们手里拿着放大镜，挑剔地寻找着可供他们娱乐的情节和段落。

    女诗人的房子主人原本也是那家最不景气单位的职工，原本也像其他墩子楼人那样，半死不拉活地生存着。可突然有一天，房子的主人离开了那家单位，自谋生路了。这一谋还真就谋出了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动的路来。一家人从墩子楼搬到了豪华的商业楼。墩子楼的人有一种穷家破业的被抛弃感，新楼的人心底有一种不可铭状的嫉妒滋生出来。他，不过是一个墩子楼人而已。

    女诗人补充进来。

    墩子里的人和新楼的人都在注意着这个用表情就可以把人拒之千里之外的年轻女人。他们希望她发生点什么。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本来就很容易发生点什么。不是么？

    人们发现，随着女诗人的进入，邮局的工作人员来的勤了许多。墩子楼的信箱破损得不像样子了，女诗人来之前，很少有人使用它们。邮局的人还是负责任的，没有把邮件投进破损的信箱里，而是站在楼下大声喊一个人的名字。

    晚霞，拿信来！

    晚霞，拿汇款单来！

    一会儿，女诗人就下楼来。人们才知道，晚霞是女诗人的名字。

    女诗人也因而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仅此而已罢。人们没有如愿地发现其他行色各异的男人来找女诗人。当然，人们是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的。人们甚至去询问看公用电话亭的人，寻找女诗人和外界联系的蛛丝马迹。

    除了偶尔地参加市里举行的和诗歌有关的活动，和如她一样深入诗歌却没什么名气的诗人们的零散聚会，女诗人的日常生活就在租住的三十多个平米的墩子楼里进行。她尽量减少下楼的时间。也就尽量减少了和这个院子里的人融入的机会。不管是新楼里的人，还是墩子楼里的人，她都给予了统一的心理排斥。不写诗的时候，阳台上的窗子会把女诗人引向外面的世界。那面窗子不动声色地阅读着女诗人忧郁下掩藏的各种情绪。诸如孤独，审视，探询，等待，焦躁，幸福。等等。刚刚结束的家庭生活让女诗人疲惫不堪，她需要的是忘记，需要的是内心的修复。

    许多的生活故事从那扇窗子派生出来。

    所有情绪里仅有的一丝幸福的感觉来自那个男人。那个在警卫室门口和看门的老头下棋的俊朗的男人。女诗人从窗子里捕捉到了他的踪迹。她看见衣着齐整的他从对面的墩子楼里下来，跨上一辆黑色的摩托车走了。风吹起他一头的乌发，被头发遮掩住的英气便全部展露了出来。他三十岁，还是三十五岁？女诗人判断不出来。总之，男人的年龄是恰到好处的，它使男人积累了足够的生活的经验和阅历。足够多的生活经验给男人增添了魅惑力，使得男人天生拥有的姿质变得厚重，变得雄浑。女诗人的十根手指死死地捏在掌心里。捏出一汪凉浸浸的汗。但是，这样一个优良品种的男人为什么也是墩子楼的人呢？他的精神面貌是完全有别于墩子里的。女诗人暗暗为男人生出几许遗憾。

    完美男人远去了。女诗人会充分地利用在下一次看到完美男人之前的这一节时光，凭借着一面窗子发挥诗人的想象力，编织着和男人有关的诗歌情节，诗歌语句，诗歌场景。女诗人像一个能工巧匠，她编织的篾篓摆满了心灵空间。它们横陈在那里，散发出清新的竹篾气息。

    他会是镜子的男人么？除了镜子和他勉强相配，另外那些从墩子楼里走出来的庸常晦暗的女人，更是相差千里了。

    女诗人笔下诗歌的格调也因此有了变化。市里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的主编看了女诗人最新的一组诗后，写信给女诗人：晚霞，哪天你来编辑部一趟，咱们面谈。

    当然了，对面墩子楼的完美男人只是一扇窗景中的一部分。是令女诗人赏心又悦目的一部分。

    有一天上午，女诗人的窗景里出现了一群特别的人。

    这的确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从大门口扑的一声涌进来，几个衣着考究的人被手拿相机或肩上扛着摄像机的人簇拥着，朝着墩子楼而来，而且是女诗人住的墩子楼。虽说是上午，其时正是下班的时间，所以这群特别人的进入牵引了墩子楼和新楼人的全部注意力。这个大院的人是喜欢猜测的，只在一瞬间，他们就把女诗人住的墩子楼里的人捋了一遍，想会是哪一个人和这群特别人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更大些。人们几乎一致把猜测的结果给了女诗人。事情的发展推翻了所有人的猜测。他们去了三楼少年的家里。敞开的门里没有少年的影子。

    小波，小波去哪了？谁知道？大院的管理人员焦急地责问。

    墩子楼和新楼的人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是来找小波的。也确实有一个叫小波的孩子。只是，这个叫小波的孩子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很久了。

    还楞着干啥，快去找哇，别让领导等着！

    一经大院管理人员的提醒，聚积在院子里的墩子楼人顾不上回家做饭，顾不上回家吃饭，集体出动寻找少年小波。眼下，没有什么事情比寻找小波更重要。哪里脏，哪里乱，哪里垃圾多，人们就奔向哪里。在这个夏还没褪尽的炎热的中午，人们不惜流汗，不吝气力的寻找很快就有了着落。

    少年小波连同几个垃圾袋子被带了回来。

    小波一颗肮脏的头被领导模样的人结实地摸了又摸后，一只崭新的书包又被领导模样的人，亲自背在小波的背上。临了，一只装钱的信封又被领导模样的人塞进小波的手里。墩子楼和新楼的人，将领导模样的人和小波水泄不通地围住。墩子楼的人都在暗中使劲，都想挤在最前边，挤到小波的身后，让长长短短的机器捕捉到自己最慈爱的笑容。在这一刻，墩子楼人在新楼人面前形成的长久自卑情绪，终于暂时得以释放，他们以小波家长的名誉，脸上挂满了自豪。

    新楼的人却并不这么看，他们在心里更加地鄙视墩子楼人。为小波曾经长久地被墩子楼人遗忘。而今，为了某些虚荣的东西，又被热烈地记起。或者有些许的怜悯迸发出来，独独没有主动式的关爱。

    新楼的人以事不关己的长者姿态，审慎着墩子楼人的所作所为。墩子楼的人因为贫穷而弱势，因而失去了和新楼人抗衡的力量。因而成为新楼人翻来拣去的一块带筋肉。女诗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原来家里有过一台电视的，后来被小波卖掉了。从那以后，小波就再也没看过电视。没有电视看的小波自然没有看到自己在电视上是个啥样子，关于那个和失学儿童有关的什么阳光工程，小波也一无所知。小波只知道，自从他的头被人很慈爱地摸过了，他的生活就改变了。

    生活改变了的小波不仅不再靠捡垃圾维持生活，还背着书包重新走进学校读书了。不光学校免去了小波的学杂费，小波每个月还能得到政府给他的二百块钱生活费。拿到第一个二百块钱的那天，小波到商店买了一条便宜些的卷烟，然后到邮局给父亲寄了过去。小波太高兴了，高兴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他想父亲有多久没有抽到卷烟了？自己捡垃圾差不多三年了，父亲也就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抽烟叶子。他不想让父亲抽辣人的烟叶子，可是卖垃圾的钱只够给父亲买烟叶子。十三岁的少年小波实在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喜悦，大声对邮局的工作人员说，阿姨，您帮我填单子吧，我今儿忒高兴了，总写不好字呢。

    和给父亲买卷烟这件事情比较起来，上学对小波来说，远远不能让他高兴起来。背着书包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小波就不快乐。他捡了三年垃圾，意味着他已经离开学校三年了。在捡垃圾的三年里，他像狗一样，哪里有垃圾的味道，他就冲向哪里。他的嗅觉异常灵敏，否则父亲就没有烟叶子抽。没有烟叶子抽的父亲还会想起他来么？为了不被父亲忘记，小波拼命地捡着垃圾。拼命地捡着一个小小少年生活的全部希望。三年里，小波也曾羡慕过那些和他一样大的年纪，每天背着书包上学读书的孩子。当他三年后重新坐在课桌后面时，却一点快乐的感觉都没有。学校的环境已经拒绝了他。他的人在学校，心却逃得远远的。面对班上那些小出自己好几岁的同学，小波只好垂下他的目光，把一个少年的自尊降到最低点。

    女诗人拎着一袋速冻饺子从小波的门口经过时，小波正坐在楼道里写作业。一只破方凳搂在小波的怀里，方凳上摊着小波的作业本。声控灯灭了，小波就跺一下脚，就着昏黄的灯光继续写作业。灯光不断地断掉，又不断地被踏跺声连接上。女诗人的心狠狠颤了一下，为这个可怜的少年。她决定为少年做点什么。

    你吃晚饭了么？

    小波没有反应，顶着一蓬乱发的头依旧深深地埋在课本里。

    你，吃晚饭了么？女诗人只得提高了声调。

    小波终于有了反应——把视线从书本里拔出来，转向和他说话的女诗人。

    灯灭了。小波和女诗人同时跺了一下脚。

    灯光亮起来。小波已经将视线又埋进摊在怀里方凳上的书本里。在一瞬间的黑暗里，女诗人不知道他面对自己时，使用了什么样的目光。只听他说——没吃呢。语调很轻，也很谨慎。

    女诗人说，你等一下！

    说完等一下，女诗人用最快的速度上楼，烧水煮饺子。饺子煮熟了，再一个也不剩地捞在瓷盘里，然后马不停蹄地端着饺子下楼。

    一出门口，在楼道里碰上了喜子。喜子正往垃圾通道里倒垃圾。比往常更浓郁的药味从那些垃圾里散发出来。喜子姐，家里谁病了么？

    端着饺子往哪跑？喜子咧开包着一口黄斑牙的大嘴。

    三楼那孩子挺可怜的，我把饺子给他送过去。

    跟他爸一个德兴，别管他！

    见女诗人一脸的狐疑，喜子掀了掀眉毛，别听我瞎说，饺子该送送。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砰的一声，“浪”字被喜子关在简易防盗门里。

    女诗人端着饺子进了小波的家。

    没有多余的前奏，没有过多的推让，小波很容易地就吃上了饺子。吃饺子的小波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吃过饺子了。三年，还是一世纪？他几乎忘记了饺子的味道。饺子是家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爸爸去了那个地方，妈妈就走了，她带走了饺子的味道。带走了家的味道。眼前的这个女人给他送来了饺子，他又尝到了饺子里包裹的家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让人心醉的味道，也是让人心碎的味道。小波的鼻子有些发酸。只好更大幅度地垂下他的头，垂下他的眼皮，遮盖住对家的味道的痴迷想象。

    和专心致志吃饺子的小波比较起来，女诗人倒显得有点站立不安了。她想在小波那张床上坐下去，来显示她的诚意，可是那张床实在是肮脏到了怎么也坚定不了坐下去的决心。女诗人的心是敏感的，惟恐她的站立会伤了小波的自尊心，就在不大的散发着霉味的空间里走动着。用另一种主动式的诉说，来弥补着欠缺的诚意。她告诉吃饺子的小波她是个写诗的人，她能帮上的忙非常有限，因为她只会写诗。但是，如果小波也喜欢写诗，她会很乐意帮忙的。

    女诗人不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吃饺子的小波是否听清了，是否听见了。事实证明，女诗人说的话，吃饺子的小波不但听见了，也听清了。因为，没过几天，小波就找上女诗人的门来，带着他写的一篇作文。

    持续固执的敲门声响了很久。敲门声响了很久后，女诗人才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门被敲了。楼道里的门经常地被敲响，不管哪一扇门被敲响，都极像自己家的门在别人敲击。结果，开门一看，都是另外三家的门发出的声响。这个破墩子楼，连敲门声都这么烦人。

    小波一进女诗人的门，就递上了他的作文。这样一来，他此行的目的，在女诗人看来，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主题。

    女诗人坐在三个轮子的小转椅上开始看小波的作文。作文本上的字很工整，笔画很有力量。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

    无疑，《我的爸爸》这个作文题目，对女诗人是有着**力的。一个经历独特的少年，他笔下的爸爸就是他心里的爸爸。少年心里的爸爸会是怎样的一个爸爸，是女诗人想从稚拙的文字里看到的。看了一小半，女诗人便失望了。很显然，文章里的爸爸和小波的爸爸不是同一个爸爸。从文字的流畅度来推断，这很可能是一篇抄袭来的文章。略略的失望划破女诗人的忧郁，从女诗人的眼睛里流泄出来。

    女诗人用这样的眼神对着一直在身边垂手而立的小波，准备对小波说些关于写作文的技巧。

    ——小波迎住了女诗人的目光。

    这是女诗人第一次看清小波的目光。它离自己是如此地近，近到来不及逃避。也无处逃避。那是怎样的目光啊。固执，锋利，质疑。它们混杂在一起，汇成一股强劲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把女诗人逼到惊骇的角落里。

    小波从女诗人的家里出来，没有回一下头。他有一种感觉，以后，这个送饺子的女人，再也不会给他送饺子了。她怀疑他作文的真实性。她和别人一样，认为他说的是假话，他不配拥有那样的爸爸。

    只有小波自己知道，他没有说谎。作文里的爸爸是他真实的爸爸。如果爸爸没有去那个地方，作文里描述的一切都会变成现实的。

    小波又想，即便这个女人再来给他送饺子，他还会吃么？即便吃了，还会吃出让他怀念的家的味道么？他不知道。

    一丝恨意从少年的内心升腾起来。

    恨这个让他享受了片刻家的味道的女诗人。

    女诗人开始小心谨慎地躲着小波，尽量避免和他相遇。她害怕小波的目光。在那样目光的注视下，她有一种被穿透的感觉。下楼的时候，女诗人会尽量选在小波上学的时间。

    小波上学的这段时间，也是墩子楼人和新楼人上班或忙碌其他事情的时间。因而，这时候的大院是最清静的。女诗人除了为她的诗歌事业走下楼，除了为她简单的衣食走下楼，还会为了让她赏心悦目的完美男人走下楼。

    和完美男人有关的一切都是神圣和美好的。女诗人主动地去接近和完美男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她所了解的和完美男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就是警卫室门口的那盘棋。

    接近了那盘棋，仿佛便是接近了完美男人。一盘无声色的象棋，在女诗人的眼里变得蔓妙无比。

    棋是闲着的。完美男人不和看门老头下棋时，棋一般是闲着的。女诗人对靠在警卫室门框上打磕睡的看门老头说，大爷，困了？

    看门老头睁开了眼睛，使劲瞪了瞪，努力地驱赶着酣酣的睡意。

    大爷，您教我下棋吧，把我教会了，我和您下。

    这是走近那盘棋的一个相当不错的理由。无奈看门老头却对教会一个人下棋，然后再和被教会的人下棋，没有多少热情。也难怪，那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何况是教女诗人这样一个棋艺等于零的人呢。好在，女诗人也并不是真的要学下棋。

    女诗人拿起“马”，看门老头告诉她马是走日字的。女诗人又天真地问，日字在哪儿呀？

    看门老头就笑了。他觉得女诗人很可爱，像他刚会跑的小孙女。于是，看门老头就凑过来，用手指在棋盘上画着日字。

    很快，女诗人知道了马是如何走法。它呢，它怎么走？女诗人乘着看门老头的兴致，拿起了“相”。

    相是走田字的。看门老头的手指刚要在棋盘上画，发现院子里有一个陌生的妇人在转悠，就喊了一嗓子，干啥的？

    妇人吓了一跳，慌张着神色往大门外走，却又一副不甘心的模样，不断地回头朝着大门西侧的墩子楼张望。妇人张望的墩子楼就是女诗人对面的墩子楼，就是能走出来完美男人和镜子的墩子楼。她在张望什么呢？

    而且，对女诗人来说，妇人不算是太陌生了。妇人已经被女诗人收在一窗风景里了。

    妇人的确出现在墩子楼下有一小段的时间了。起初，她不敢冒然走进大门，只是焦急地出现在马路边上，出现在女诗人的窗子里。

    妇人只敢肯定给她带来切肤之痛的是哪一个墩子楼，具体是墩子楼的哪一个窗口，她则不知道了。所以，她需要一扇窗口一扇窗口地排查。排查的过程中，妇人又抱着一层侥幸的心理。她希望哪一扇窗子都不会出现她等待的结果，哪一扇窗子都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窗子只是窗子，不是宣判一个半老妇人死刑的法官。

    因此，窗子如愿地使得妇人的排查水落石出的同时，也辜负了妇人的希望。某一天，妇人在某一扇窗子后面看见了悬挂的衣物。那些妇人再熟悉不过的衣物刚被洗过。刚被另外一个女人洗过。它们潮湿着面孔，向发现它们的妇人传播着一个残酷的信息。妇人的腿晃了几晃，最终没有倒下去。她不能倒下去，一旦倒下去，将不会有任何的力量来支撑她，让她重新站起来。

    可怜的妇人，她竟没有冲进大院，冲进墩子楼的勇气。可是，她必须得做点什么，否则她会窝囊死。

    妇人哀怜地把窗子后面悬挂的衣物，指给从墩子楼里出来或者准备走进墩子楼的人看。她说，你们看见那些衣服了么？对，还有那个**，那是我男人的。是我男人的呀！

    墩子楼的人往往会选择默默地走开，选择一处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满脸同情地看着热闹。他们是墩子楼的人，一举一动都在新楼人的注意之下，墩子楼的形象还是要维护一下的。所以，墩子楼人不能如新楼人那般把看热闹的心态明目张胆地晾出来。巴不得墩子楼每天都出点事故，然后每天都有热闹看的新楼人太不厚道了。

    被墩子楼人认为不太厚道的新楼人怂恿妇人，打到楼上去呀，捉奸在床啊！

    妇人哆嗦着手指，哆嗦着惨白的唇，我不敢，我怕他们两个人合起来打我……

    怂恿者既失望又气愤，废物一块，爷儿们不偷人才奇了怪了！

    原本哀伤又无辜地挨了奚落的妇人，很是受刺激，便选在这个清静的时间摸进了大院儿。

    妇人好容易才鼓起的勇气在看门老头的吆喝声中坍塌了。也许看门老头也是见过她的，只是那时她没有走进大院来。一走进大院来，不问一声不吆喝一句，才是看门老头的失职。

    随后，女诗人看见镜子和一个男人从墩子楼上走了下来。他们两个很自然地说笑着，朝着大门外的方向走。妇人显然看见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更加仓惶地逃遁。在一男一女发现她之前，她将自己迅疾地消失掉了。

    镜子。这个年轻的有些资色的女人。

    她很快成了墩子楼的头号人物。

    不管是墩子楼的女人，还是新楼的女人，她们一概行色紧张地盯着自家的男人，惟恐一个不注意，自家的男人就会被镜子**了去。让女人们恼火的是，男人们的眼睛像长了翅膀的绿头大苍蝇，飞着飞着就落在镜子的身上。

    墩子楼的女人看在曾经和镜子在一个单位上过班，又同住在墩子楼的份上，把盯住自家男人的行动尽量地悄悄化。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怎样，墩子楼发生的事都是“家事”。相比之下，新楼的女人们就很不给镜子的面子了。

    镜子在楼下吆喝着打牌的人。喊着新楼里一个男性牌友的名字。

    男性牌友刚一在阳台上探头，便招来家里女人的一顿恶骂。新楼的女人不仅骂了，还将阳台的窗子一把推开。

    ——你敢和那个破鞋去打牌，永远也别回来！

    破鞋。一个多么富有侮辱性和打击性的词汇。它巴掌一样打在镜子的脸上，鞭子一样抽在镜子的心上。镜子努力地提起颤抖的嘴角，笑了笑，索性摆出一副十足的破鞋姿态。

    ——我是破鞋，我承认，真他妈的可惜呀，有的人明明比谁都要破，还要装着没事人的样子。真他妈的恶心！我呸！

    骂镜子的新楼女人是一个比镜子还要年轻的女人。几年前，新楼刚在墩子楼后边建起时，那女人的父母便买下一套房来送给他们的女儿。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女儿寻了一个男人结了婚。那女人的家里是有些身份的，按说该找一个相匹配的男人才对。偏偏这个男人既无地位，又无钱财。明摆着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事情很快就明朗起来。原来，那女人不会生孩子。女人怎么不会生孩子呢？这就要追溯到女人的婚前恋爱史了。女人和一个有妇之夫**，肚子不断地鼓起来，又不断地瘪下去。最后一次瘪下去时，医生严肃地说，肚子不是口袋，说鼓就鼓，说瘪就瘪，你做不成母亲了。同时，女人为之献身的男人也离他而去了。

    ——那个东西都让男人戳烂了，连孩子都养不出来了。有本事你下来，让大伙评评，是我破，还是你破！

    镜子还在骂。

    在镜子的骂声中，为骂镜子而敞开的窗子，砰地关上了。

    第一缕秋风谨慎地吹进大院儿。还是惊动了一片树叶。

    墩子楼的人和新楼的人都听到了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的大院里显得无比巨大。

    巨大无比的声音掩盖着每一扇墩子楼窗子后面的欢欣鼓舞。墩子楼的人整齐划一地心花怒放。他们的心花错过了开放的季节，开放的花蕾和欲望几乎都要枯萎了，没有想到命运竟然给了他们一次释放的机会。这个机会来得妙极了。他们集体陷入心花绽开的美妙享受之中。镜子真是了不起，她打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楼的女人，而是所有新楼的人。这场战役是公平的——以“破鞋”对“破鞋”的对诀方式。哪一方败了，她代表的都不只是她自己。

    墩子楼的人一直生活在新楼人的阴影之下，一直生活在新楼人的审视和挑剔之下。所以，他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小小地快乐了一下。

    秋天总是如期而至，像大地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旧**。经过了一阵子的适应期后，秋天不再是谨慎地在大院里出行，而是大摇大摆地一副无所顾忌的姿态了。秋风刮得正酣的时候，又有两三户人家搬出了墩子楼。搬出去的几乎都是忍痛离开那家濒临死亡的单位的人，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他们另谋出路。谋取了成功出路的人，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搬离墩子楼，和墩子楼划清界限。留守在墩子楼的，有一部分是自认为没有勇气没有能力离开原单位的，还要一部分是没有谋到成功出路的人。女诗人呢，她是后来补充进来的，当属于组成墩子楼的第三部分人吧。她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组成墩子楼的第三部分人，有人从墩子楼搬离，就有新人立刻补充进来。那些补充进来的，都是一些更加弱势的人。基本上都像女诗人一样，从乡下风尘仆仆而来，墩子楼成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立脚点。或者是他们进入到这个城市的一块脚踏板。不管怎样，他们都暂时成了墩子楼的人。

    绝大多数没有能力搬出墩子楼的墩子楼人，在墩子楼的外表上做了一些修饰，想给墩子楼带来新的气象。他们把原有的推扇玻璃窗子，换成了推拉式的铝合金窗子。糟糕的是，墩子楼因为窗子的更换更显得残败了。明亮的窗子夹杂在没有更换的窗子里，夸张地滑稽着。像一件太过陈旧的衣服，很突兀地拿新布打了几块补丁。对比太鲜明而呈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小波和喜子就属于没有能力更换窗子的墩子楼人。他们拖了墩子楼的后腿，影响了墩子楼的整体形象。

    喜子照例是墩子楼人的开心果。她以她的方式取悦着墩子楼人，更取悦着她自己。哪个墩子楼人换窗子，喜子赶上，准会拿着换窗子的人家调侃两句。

    ——有本事换房子，换个破窗子就美啦！

    ——你算说对了，我们没本事的只能换换窗子，喜子有本事，换个好房子给我们瞅瞅？

    ——我要有本事，就先换个好男人，让你们眼红得睡不着觉。

    喜子说完，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一口黄斑牙**露出来。

    窗子后面的女诗人是从喜子说话的口型猜到的，喜子在说到“好男人”三个字时，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女诗人忽然有了一种冲动，她想走进喜子的家，看一看喜子家的样子，看一看喜子的男人。她还没有见过喜子的男人。

    走进一个家是需要一个借口的。为这个借口，女诗人缩在三个轮子的小转椅上努力地思考着。此时此刻，女诗人想走进喜子的欲望强烈地不可阻挡。她知道，自己想走进喜子的真实目的，是太想从某种情绪里拔出来，再度进入到她的诗歌情绪里。她想拯救自己。她总是很容易就跌进情绪的陷阱里，让情绪的深度和粉尘把她淹没。就在半个小时前，女诗人为着与主编的会面，积极地准备着一组新的诗歌。呼机响了起来。是把她安排进墩子楼的同学在呼她。同学留言，要请女诗人吃饭。

    墩子楼不再是一座具像的物质化的楼，它演变成一条柔软的丝带，在女诗人心头打了一个结。并且，越是在墩子楼住的长久，这个结打得就越是结实。女诗人时常把墩子楼比喻成一堆破棉絮，她的同学把她变成了破棉絮里的一只虱子。同学帮助她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只有破棉絮才可以有虱子的一席之地。同学的每一次相约，就是一次提醒。提醒女诗人不要忘了自己虱子的身份。女诗人怕看到同学居高临下的目光，即便同学的这种目光只是她的想象。女诗人再一次地拒绝了把她打入情绪陷阱的同学好意。

    也许，没有理由就是最好的理由罢。干嘛非要找一个借口呢？

    女诗人敲响了邻居喜子的门。这是女诗人入住墩子楼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敲门行动。女诗人通过她的风景窗子，是看到喜子走进楼道的。她确信此刻的喜子是在家里的。敲门的时间有点长。四楼的另外两家已经先后打开门，看是否自家的门被敲了。全是门的密度过大引发的效果。

    在女诗人敲门的信心开始松懈时，喜子打开了被敲的简易防盗门。

    以为已经适应了这幢墩子楼气味的女诗人，还是被门里猝然扑出来的更加浓郁的味道重重地呛了一下。

    喜子左手托着一只白碗，碗里盛着小半下的黑色汁水。

    ——有事儿？

    喜子沙哑着声音。沙哑里夹裹着阴沉的疲惫感。对外界的情绪一向过敏的女诗人，凭着直觉感到，喜子的疲惫是从骨髓里渗出来的。这是那个走到哪里，就把娱乐场带到哪里的喜子么？

    ——……

    女诗人竟一时无法回答喜子的问话，只好努力地笑笑。

    ——来，快进来，我们正耍猴呢。你肯定没见过，今儿让你开开眼。

    喜子很快修复了她的疲惫感。在女诗人这个外人面前。

    女诗人站在小偏厅里就看见了卧室里躺着的男人。虽然她的心已经有所防范，但还是被躺着的男人吓了一跳。不细看，人会以为躺着的是个死人。白森森的脸色，暗示着这个人没有享受过阳光照射的时间非常漫长了。

    ——来人了，是咱的新邻居，来看你耍猴来了。

    喜子和躺着的男人说着话，走近了他。一只手把男人的头顺在她的臂弯里，端着黑色汁水的那只手，把碗沿儿担在男人的唇上。男人想作出反抗的架式。大概他的全身都不会动，只好把全部反抗的力量都集中的一颗头上。两片干枯的唇躲闪着碗沿儿。碗沿儿固执地追逐着唇。一个躲闪不及，黑色的汁水顺着碗沿儿灌进男人的嘴巴里。男人的反抗是顽固的。黑色汁水受到了紧闭的牙齿的阻挡，退了回来。

    ——捏着他的鼻子，一捏鼻子嘴就张开了。

    女诗人给喜子出主义。

    ——他正巴不得呢，我一捏，好随了他求死的心愿。你说你缺不缺德，你死了，还让我背个杀人的罪名。

    ——你不是想死么，想死可以。我先死你前头，你爱咋死就咋死，反正我也看不见了。

    说着，喜子放下了手里的碗，走到女诗人的跟前。快速地递给女诗人一个眼神。

    ——他天天跟我耍麻包，天天寻死觅活的。这日子就他妈不是人过的……

    喜子猛然停止对女诗人的发泄，朝阳台飞奔过去。推开两扇窗子，利索地爬了上去。女诗人想着喜子丢给她的神秘眼神，不知该冲上去拽喜子，还是该做出其他什么反应。比如惊叫。就在这时，躺着的男人发出了骇人的惊叫——

    你下来，下来！我听你的，我喝药！我喝药哇！

    男人又把头转向女诗人，你还楞着干啥，快把她拽下来！快呀！

    一脚窗里一脚窗外的喜子哭了。她把脸深深地埋进秋风里。

    喜子的自我修复功能是相当强大的，等她从窗子上跳下来时，脸上又是一副人们习惯的老模样了。从小偏厅的茶几上摸过一个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叼在嘴里。端起药碗，把男人的头顺在一只臂弯里。男人的嘴巴主动地张开，等待着黑色汁水的进入。他的眼里含着满满的依恋。依恋如婴儿般纯净。

    喝完药，喜子的一只手在男人的面颊上做了一个极具慈爱意味的拍打动作后，打开小床头柜上的一台在农村都已经消失多年的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扶起男人床上的一面镜子，调好位置。男人便从镜子里看到了正在播放的晚间新闻。

    最后，喜子把燃着的烟从嘴里拔出来，弹了弹烟灰，插进男人的嘴巴里。

    从喜子家回来，女诗人又缩进她的三个轮子的小转椅。

    把几页新写的诗歌攒成一团。纸张被压迫而发出的簌簌声，轻轻地撞击着屋子里的寂静。

    一种超乎自恋的责任感，在女诗人的内心徘徊着。升腾着。

    她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她的诗歌方向从此将会改变。

    她不急于写诗，不急于见写信给她的主编。她要慢慢等待朦胧的预感渐渐清晰起来。

    完美男人很久没有出现在女诗人的一窗风景里了。女诗人便有一些牵挂，有一些不放心。一些牵挂和一些不放心不断地骚扰着女诗人，严重地影响了她的诗歌心情。她需要完美男人偶尔地出现。尽管只是远距离地观望，但他是燃放在她寂寞天空中的一枚灿烂的礼花。女诗人只好下了墩子楼。走近警卫室，走近看门老头和他的那盘棋。在看门老头的指点下，近乎棋盲的女诗人已经懂得如何正确地挪动每一颗棋子了。看门的老头连同他的那盘却不在了。

    警卫室新换了看门人。女诗人没有想到的是，新换的看门人居然是小波。

    小波躺在警卫室的单人床上，见女诗人站在门口，丝毫没有动一下身子的意思。用挑衅的眼神盯住女诗人，说，又找老头下棋来了？老头走了，不过没关系，我也会下。

    女诗人没有去迎小波挑衅的目光。那样，会如了小波的愿。做出一个快速抽身返回墩子楼的动作时，想着简易防盗门隔三差五被涂抹上去的粪便，女诗人觉得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叫人喜欢了。

    复学不到半年的小波又一次退了学。在各方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大院儿的管理人员便让小波看起了大门。给他一件事情做，就避免了再次流落街头，减少了沦落为不良少年的机会。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判逆时期，尤其像小波这样特殊的孩子。

    当起了门卫的小波，吃住全在一间小小的警卫室里。他把自己住的房子腾了出来，准备把它租出去。如此一来，小波就有了三份收入。政府每月给他的二百块钱会继续到十八周岁，看门会有三百块钱的月收入，房子租出去一个月怎么也不会少了二百吧。一想起这三笔收入，小波就骄傲得不得了。等到父亲回来，他已经有了很多的钱，有了很多钱的他，会让父亲过得舒舒服服的。万一哪天父亲在家里呆腻了怎么？头脑已经相当不简单的小波想到了这个问题。那，就让父亲接替他的工作，看大门，然后，他出去挣更多的钱。父亲还要五年才能回来，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小波决定一定要看好大门，牢固地占住看大门的位置，防止被别人抢了去。等父亲一回来，就把这个位置让给父亲。

    小波懂得要想牢固地占住看大门的位置，就必须好好地表现。于是，小波主动把掏垃圾活揽了下来。每天推着垃圾车到各个楼道口去掏垃圾。大院里的墩子楼也好，新楼也罢，人们都是把垃圾扔进垃圾通道里。垃圾道里的垃圾再由专门的掏垃圾人往外运。垃圾基本上都是居民的生活垃圾，但有时也有比较特别的垃圾。比如成年男人使用过的透明小套子。它们被小波好奇地翻捡出来，水洗过之后，用嘴吹鼓了，一只两只地飘荡在警卫室的门前。大院里的人对小波这一行为非常反感。一楼的赵奶奶对小波说，小波啊，下次可不许了，多埋汰呀！小波笑嘻嘻地说，赵奶奶，又不是您使的，别管那么多，我这是废物利用。气得赵奶奶骂咧咧地走了。

    小波再有心，也到底还是个孩子。

    按照惯例，大院的门一过夜里十二点，就关上了。小波抵挡不住睡眠的侵袭，睡着了，睡眠之外的一切声音都和他没有关系了。忘了关的大门一敞就是一宿。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小波挨了大院管理人员几次训，想出了一个办法。实在扛不住睡眠时，便提前关了大门。

    回来晚些的人和车辆被挡在大门外，于是，人的喊叫声，汽车的鸣笛声，混杂在一起。无奈，任何一种声音都耐何不了小波的睡眠。小波的睡眠没有丝毫的缝隙，哪一种声音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窗子一扇接着一扇地亮了。指责声，谩骂声从窗子后面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刚开始，还偶有墩子楼人穿着睡衣下楼，替小波打开大门。然后朝着警卫室骂一句，小杂种操的！

    时间稍长一些，离大门最近，也就是离嘈杂的叫门声最近的墩子楼人也不再下楼了。和下楼相比，他们宁愿坚忍着无法重新进入睡眠的痛苦。听取嘈杂一片。

    墩子楼和新楼组成的大院儿人，愤怒日益地强壮起来。虽是小波直接导致了人们的愤怒，做为大人的他们，还是懂得追寻事件的根源的。针对大院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大院管理人员也觉得人们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大门的确牵强了些。就私下里寻找合适的看大门的人选，准备换掉小波。

    事情的发展很是不尽人意。小波还没有等到被换掉，就出事了。

    新楼的一个人开车回来时已是后半夜了。经过拍门、叫嚷、鸣笛等一系列活动后，新楼人攀上了高墙。为了防止人的攀爬，墙的顶部在建成时，就有诸如玻璃等的一些利器嵌在水泥里。新楼人的手便被利器划破了。从墙上跳下来，新楼人不是打开大门，而是进了警卫室。进了警卫室的新楼人抬起他的大脚，狠狠地对着熟睡的小波踹了过去。

    小波醒了。睁着一双睡眼的少年，莫名其妙地看着新楼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愤怒是有一个惯性的。在惯性的驱使下，新楼人又踹了小波第二脚，骂道，小杂种操的，你睡死了？

    小波明白了。他想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没能及时地去开门，所以他挨踹了。是的，他小波挨踹了。爸爸，爸爸呀，小波挨踹了。爸爸呀，你要在，小波还挨别人踹么？

    少年的眼睛瞪大了，血丝一条一条地，散乱地排列开来。犹如一队被突然集合起来的新兵。

    ——踹小波的人都该死！

    少年抓起手边的切菜刀，朝着踹他的新楼人垛了下去。一声沉闷的铁器和肉碰撞的声音。

    也是从那个晚上起，小波消失了。没人知道他逃到了哪里。是生。还是死。

    又一个崭新的老头接替了小波的工作。

    上了年岁的人觉少，大院的大门到点儿就关上。到点儿就打开。有回来晚的，或者出去早的，崭新的老头总是及时地出现在大门口。两只苍老的手推着支支叫的大门走。

    崭新的老头不会下棋。没事儿的时候就坐在警卫室的门口，两只手揣进袖筒里。看着进来的人笑出一脸的皱纹。看着出去的人笑出一脸的皱纹。看着很好的太阳也笑出一脸的皱纹。

    女诗人再也没走进过警卫室。不走进的理由和崭新的看门老头没有关系。

    大院的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因小波而起的波澜渐渐地回落。形形色色的人们又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被小波砍伤的新楼人伤势也基本痊愈了。

    镜子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更换男人，所以找上门来的妇人还会偶尔地出现在大门外，还会从镜子家的阳台上搜寻着男人的踪迹。大院里的人早就厌倦了妇人的老生常谈，失去听众的妇人就转向自言自语。她彻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时期的祥林嫂。

    随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原始墩子楼人的搬出，墩子楼人越来越杂，以喜子等一批人为代表的墩子楼人，成了墩子楼的元老级人物。

    天气转冷后，傍晚开始在大院里一摊摊甩扑克的人，甩扑克的热情慢慢冷却下来。站着说闲话的人也如一地被收割过的庄稼，遗留下来的只是稀稀拉拉的为数不多的货色。

    立冬这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写给小波的信。小波自然是不在的。一楼的赵奶奶以奶奶的慈爱接收了小波的信。捏着小波的信，赵奶奶挨个地询问墩子楼人，万一这信里有啥紧要的事儿咋办？

    那就把信打开看看。墩子楼人都说。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变成了小波的亲人。

    信就在亲人的关怀下打开了。

    信是小波的父亲写来的（除了小波的父亲，谁还会给小波写信呢）。

    在信里，小波的父亲很高兴。他告诉小波一个好消息，他不用等到那个日子就可以出来了，政府给他减刑了。出来后，他会好好做一个好父亲。有了片刻的犹豫后，小波的父亲说，再给他寄点老烟叶子，千万别买卷烟。烟叶子就很好，很好，他习惯了抽它。

    信纸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最后又传递到赵奶奶手里。赵奶奶掸了掸信纸，又把它装回信封里。留着吧，给小波留着吧，哪天小波回来就交给他。

    也是立冬这天，女诗人终于去见了主编。带着她新的诗歌方向。

    见了那个主编，女诗人才想起来，她是在哪个场合见过该编辑的。或许在是哪个和诗歌有关的活动上见过的吧。凡是公共场合，女诗人都愿意退在暗处，退在角落里。她不喜欢主动地和人交往。这就导致在一些场合，女诗人很容易被人忽视，甚至忽略。但是，女诗人一但被人注意到，再想把她忘掉，已是很困难的了。

    中年主编结结实实地夸了一通女诗人的诗歌。女诗人一向对自己的诗歌很自信，虽然公开发表的诗歌只是她诗歌的一小部分，但是她一直坚信，自己有成为大诗人的底蕴。主编对她诗歌的看法不过是和她对自己诗歌看法的不谋而合。按照主编的设想，她先加入省作家协会，然后出诗集，再然后召开个人作品研讨会。再然后呢，她就是冉冉升起在这座城市上空的一颗诗歌新星。女诗人怎么能不激动呢。

    在激动中，女诗人的一只小手被握在主编的大手掌里。

    仅仅握住一只小手，主编显然是不太满足的，顺着一只小手往上攀沿。等到女诗人有所意识时，她的小身子已经被揽在主编的怀里，下鄂刚好担在主编的肩上。坚硬迅速在她的体内游走，更替了原有的柔软。或许没什么的吧，是自己太敏感了。女诗人劝说着自己。身子却继续坚硬着。在主编的怀里，她听见了主编在她耳边说的话。同时闻到了主编口腔的气息。是一种难闻的腐朽味道。

    主编说，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如果刚才女诗人还在劝说自己的，那么现在，她不了。她放任着自己的坚硬。

    “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严重地刺伤了女诗人。除了诗歌，她拒绝向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表达她的内心情绪。你以为你是谁？是我的父母么？我向你表达过我的委屈么？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女诗人开始对主编有了深切的蔑视。并且对主编的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测——

    主编的话其实是为我流泪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那句话也确实很容易让人流泪，它的表面上充满着关怀。我委屈的眼泪如他所愿地流下来，他接下来会怎样做？为我擦去脸上的泪水，把我抱得更紧。男人的欲望网一样张开，把我牢牢地网住。恐怕这才是主编的最终目的吧。

    在自己绝对理性的推测下，女诗人更加地蔑视了揽住她的主编。主编怀里的身子也更加地坚硬了。她用坚硬拒绝着男人。

    久经杀场的主编当然感受到了女诗人的拒绝。他放开了女诗人，在心里冷笑了。他不怕拒绝。总有一天，这个小女人会主动地把身子拱进他的怀里的。她还太稚嫩。

    从编辑部里出来，女诗人沿着马路边漫无目的地走着。

    打在脸上的风又冷又硬。在这一刻，女诗人的内心遍地荒凉。她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感。她还没有在这座城市站稳，就被抛弃了。城市不是她的家，墩子楼不是她的家。那么诗歌呢？她赖以生存的诗歌也在此刻抛弃了她，突然间张开翅膀离她而去。诗歌是她的支撑。在诗歌的支撑下，她渡过了漫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岁月。是谁惊扰了她诗歌的羽翼，让她的诗歌因受惊而飞走，让她**凡尘，让她体味生存的荒谬和无望。是谁。

    ——晚霞！

    是诗歌在呼唤自己么？是它回来了么？

    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吱”的一声在女诗人的身边停下。竟然是墩子楼的完美男人。回家么？我带你。他对在风中瑟缩的她说。

    ——谁告诉你我叫晚霞？

    她决定和眼前的世界为敌了。

    ——我是听邮递员总这样叫你，就记住了。

    ——你走吧，我不用你带。

    男人轻轻地一声叹息，一加油门，走了。发动机声由近及远。棕色的风衣在男人的身上飘荡着，遮住女诗人满眼的泪水。咸涩的泪水滑进干燥的唇，她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自己流泪了，自己还会流泪。可是，这个城市还会相信泪水么，她自己还会相信泪水么？

    棕色的风衣怎么就飘不出自己流泪的眼睛呢？发动机的声音也越来越近？

    女诗人抬起冰冷的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她看清了那件棕色的风衣就在眼前的同时，也看清了一张男人的脸。它是完美男人的脸，可它不是完美的。端正的五官被岁月浸蚀得沧桑无比，一只眼角甚至残留着没有洗干净的污物。是她的一颗诗心赋予了男人曾经的完美。

    男人从身上脱下那件棕色的风衣，将女诗人包在里边，很轻的一个提携，女诗人就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了。

    女诗人任由着男人的包裹，任由着男人的提携，任由着男人发动车子。任由着摩托车朝前随便奔向哪里。

    她将脸靠在男人的后背上。男人的后背宽阔而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