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叔叔是我的亲叔叔。我管我的叔叔叫叔叔，我爷爷管我的叔叔叫狗日的。我一直不明白我的爷爷为什么管我的叔叔叫狗日的。确切地说，我爷爷是管我的叔叔叫“狗鸡巴日的”，而不是狗日的。只是我一直羞于那两个字，所以故意给省略掉了。每当爷爷叫叔叔，也许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骂叔叔“狗鸡巴日的”时，我就假装听成爷爷其实是在骂叔叔“狗日的”。狗日的也不好听，好在爷爷说惯了，骂惯了，我们也就听惯了。就像我从没听见叔叔管爷爷叫过爸爸一样，也惯了。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爷爷骂叔叔狗日的，不是在骂自己么？想着想着，我就跑去问了爷爷，爷爷，你干嘛总骂自己呀？

    我之所以这样问爷爷，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同伴打架，同伴骂我“操你妈妈”，我回了他同样的骂。结果，同伴跑去告诉他妈妈，说，妈，小乐骂你呢。他妈妈问他怎么骂的，同伴说，小乐骂我“操我妈”。于是，我很快便掌握了这种骂人的形式。

    啪！爷爷轮圆了巴掌，照准我的屁股就是一下子。

    老实巴交的爷爷第一次打了我。

    我的目光，我在7岁时拥有的那束目光穿透我的泪水，看见爷爷那两道在平日里温顺的眉毛，愤怒地站了起来，他们在做着一个动作，准备随时跃身跳下去。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要跳向哪里。难道爷爷眉毛下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深渊？

    我的父亲是老大，父亲下边是我的大姑、二姑、和三姑。几个孩子就像街边的野猫野狗一样，摸爬滚打地一天一天地成长着。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他们的饭口袋。四条像葫芦似的嘴儿小膛大的饭口袋，任我的爷爷摇断了鞭杆，我的奶奶纺线纺成一只日夜不停的织娘，也不能添满四条饭口袋。我的父亲那时已经十五六岁了，长得细细弱弱的，别的劳力能挣十分，我的父亲只能挣七分。

    那时，好像全芝麻村的饥饿的小虫都爬到了我家里。它们没有止境地蠕动在我家人的肠胃和幻觉里。为了保存体力，奶奶做出了两点牺牲。首先奶奶停止了对爷爷的谩骂。爷爷因为老实，因为木钠，还因为体力不及，牢牢地占据了马车辕上的那方小天地。同样地，每日里也稳稳地拿了七分五。和每日里七分五同样稳定的是奶奶的骂。那时，孩子少，饥饿的虫爬得不是很多，奶奶还有精力来骂。五大三粗的奶奶骂起爷爷来，声音传出老远老远。爷爷有哮喘病，奶奶骂得频率最多的一句就是，你个死老齁巴！老不死的齁巴！奶奶的骂里从来不带性器官，所以我的父亲和我的几个姑姑才不会骂人。也就是说，奶奶的骂法很简单。可奶奶却能让简单的最最持久。就像说我爱你，说了一次两次三次，都能做到，日日说年年说就有点难度了。说着说着就说厌了，烦了，也就懒得再去说了，不再说了。奶奶不是。每天奶奶简单的骂声准会随着晚饭的开始而响起。我的爷爷从来不反抗，仿佛他天生就是给奶奶骂的。或者，他根本就没把奶奶的骂当成是骂。在骂声中，爷爷搬来他的小马扎，安静地坐在桌边，等着奶奶将饭菜端上桌。然后再安静地等着奶奶揭下玉米饼子的硬壳，伸手接过没有硬壳的那一面，享受地咬上一大口。爷爷的牙和他的身体一样，老早老早就脱离了健康的队列。他和奶奶每天吃着同一块饼子，奶奶吃硬壳，爷爷吃柔软的那一面。奶奶在咬上第一口硬壳的饼子后，骂声也就止住了。芝麻村的人和我的爷爷一样听惯了奶奶的骂声。和我的爷爷一样，芝麻村的人也许不认为那是叫骂的，那不过是在高声地说话？就连刚出生的小孩子都习惯了奶奶的骂声呢。一句“死老齁巴吃饭了”就是最好的安眠曲了，本来脚蹬手刨地不肯睡去，奶奶的骂声一起，小家伙立刻便安静了。某一天，邻家的小孩子中了邪般，怎样都哄不好，一条嗓子哭成了千军万马都不罢休。小孩子的妈妈没了法子，来敲我家的门。门开了，女人将一颗头探了进来，对奶奶说，婶子吃过了？奶奶说，还没。女人又说，叔还没回来？奶奶说，还没，有事儿？女人说，没事没事。就走了。一会又来敲门，又将一颗头探进来说，婶子啥时吃饭？奶奶说，一会吃一会吃。女人哦了一声，转身愈走，脚下的步子又迟疑着。奶奶说，到底啥事儿呢？女人就说，婶子，您能先骂叔两句么？奶奶的眼就瞪圆了。女人慌忙说，婶子，没别的意思，孩子总是哭闹，他就爱听您的声音，您一说话他就不哭了。奶奶说，咳，早说呀。于是，奶奶将手卷成一个喇叭放在嘴边：死老齁巴——吃饭了——邻家孩子的哭闹声果然就止住了。此等的叫骂声肯定是要有粮食的能量来支撑的。权衡利弊之后，奶奶决定省下这点宝贵的能源。我的爷爷以及芝麻村的人，当然了，也包括我的奶奶，人们都经过了一个适应期。由最初的不适应向适应转换。晚饭熟了，奶奶想像往日那样高喊一声“死老齁巴吃饭了”，一个死字刚出口，在“老”字出来之前，口里就叼住自己的一根手指。爷爷坐在桌前，也像往日那般接过奶奶递来的揭了硬壳的饼子，咬了一口，嘴巴里却像嚼了一块蜡。

    奶奶的另一个举动是和爷爷分居。奶奶和几个姑姑睡在东屋，爷爷和父亲睡在西屋。这是奶奶的第二个牺牲。男女交欢是最浪费体力的，为了让肚里那点可怜的食物能尽量长地在肠胃中多停留一会，奶奶只好出此下策了。原来只是肚皮饿，分居的时间长了，奶奶莫名地躁动起来。她想骂爷爷，想打几个白吃闲饭的姑姑。可一想起来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都将是耗费体力的事情，她就忍着，压抑着。夜里，奶奶的压抑从齿间释放出来，牙磨得咯咯山响。磨牙声走进小姑姑的梦里。只有八岁的小姑姑看见奶奶光着膀子坐在一个大石上磨着刀。奶奶的身上撒满了月光，两只硕大的奶子垂在胸前，随着奶奶身子的摇动而剧烈地摇摆着。嚓的一声，刀刃显些割破了乳头，奶奶腾出一只手，左右一甩，将两只奶子搭在肩上。奶奶继续磨她的刀。很用力，很投入地磨。奶奶肩上的两只奶子开始圆润饱涨……小姑姑分明看见两只乳头已经有白色的汁液渗出了。两只奶子更加地饱涨了，白色的汁液就要滂礴而出了。小姑姑紧张极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待那动人心魄的时刻的到来。偏偏在这时，奶奶磨好了她的刀，用手试了试刀刃后，竟直走向小姑姑。披着月亮的奶奶走到小姑姑的跟前，恶狠狠地说，杀一个，少一张嘴。说完，对准小姑姑高高地举起了刀。奶奶举刀的同时，小姑姑看见两条银色的河流从奶奶肩上的两只奶子喷涌而出……一泡热尿一点不剩地尿在了炕上。奶奶被热尿泡醒，磨牙声戛然而止了。奶奶暂时忘记了体力的消耗，一脚将小姑姑踹下抗，嗖的一下，她也跳下炕，穿上鞋子对准小姑姑一阵猛踢。奶奶小时是裹过脚的，被母亲裹了脚的奶奶偷偷地跑出去将脚给放了。大人发现就再裹，奶奶就再放。一来二去，家人也就拿奶奶没辄了，听之任之了。故而，奶奶的那双大脚板踹在小姑姑身上，那可真是一下都没有含糊的。

    我的只有八岁的小姑姑病了。病的很厉害。

    小姑姑生病第七天的时候，奶奶叫爷爷拎来一领破席子，准备将小姑姑卷了。一家人齐齐地站在小姑姑身边，等着小姑姑咽下最后一口气。正在这时，小姑姑喉管里咕噜了两声，一口干涩的唾液在齿间徘徊了几个回合，咚的掉进像是未使用过的干毛巾似的胃里。小姑姑的鼻翼轻轻地扇动起来。仿若一只刚刚羽化的碟儿，站在一颗露珠儿上轻颤着薄翼。突然间，我的小姑姑睁开了一双大眼睛，那双眼睛是透明的，没有一点倦怠或者睡意。我的小姑姑说，我想吃烧玉米。然后，那双大眼睛又重重地合上了。我的家人都听到了那两扇门的撞击声。与此同时，我的家人也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烧玉米的香味。那股香味袅袅地在屋子里环绕着，一次又一次地朝我的小姑姑俯冲，往我的小姑姑的肺腑里输送着存活的意念。我奶奶的目光望定了我的大姑姑和二姑姑。我的大姑姑和二姑姑吓得躲在我爷爷的身后。我奶奶的目光就穿透我爷爷的躯体，再一次地望定了我的大姑姑和二姑姑。

    我的大姑姑在我的二姑姑的掩护下，将手抖抖地伸向籽粒饱满的玉米。玉米地外，我的十一岁的二姑姑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镰刀。她在做着割草状，可她的心她的眼睛分明不在草上。二姑姑的心，二姑姑的眼在护秋人的身影上。护秋人的身影是神出鬼没的。我的大姑刚问，来了没？二姑姑答，没。玉米棒子就要离开母体时，护秋人鬼影一样出现了。护秋人发现了我的二姑姑，我的二姑姑也发现了护秋人。二姑姑就忘了她是割草的，吓的妈呀一声撒腿就跑。二姑姑一跑，护秋人就明白了，她肯是站岗的，里边肯定有人偷玉米。我的大姑姑也听到了二姑姑的那声喊叫。有些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会不知所措，有些人会闪出智慧的火花儿。我的大姑姑就属于后者。那种被捉住之后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使我的大姑姑变得十二万分地聪惠起来。在护秋人快要走近大姑姑时，大姑姑勇敢地奋不顾身地脱下了她的裤子。护秋人看到了什么？一个花季少女正蹲在玉米地里方便，隐隐地，护秋人还看到了那两瓣白白的屁股。护秋人慌慌地退了出来。他不敢不退出来。他再往前走一步，我的大姑姑就要喊了，他一个护秋人是远远背不动一只“臭流氓”的黑锅的。

    那天，我的大姑姑和二姑姑没有偷成玉米。没有偷成玉米的大姑姑和二姑姑不敢回家。天都很晚了，她们像两只小猫一样缩在芝麻村的一个角落里。

    那股烧玉米的香味霸道而又理直气壮地占据着我家的每一寸空间。我奶奶站在院子里，她的脸一直朝着东北的方向。天已经很晚了，我奶奶知道我的两个姑姑肯定是偷不成玉米了，而她此刻面对的这个方向，不是一个普通的方向，是发出烧玉米香味的一个方向。一只秋天的蛤蟆缓缓地朝着奶奶爬过来。等到奶奶感觉到脚面上的这只丑陋的东西时，一泡尿水已经留在了奶奶裸露的脚面上。奶奶的那只大脚抬了抬，没有踏在丑东西圆鼓鼓的身子上，而是越过它，朝着玉米香味的深处走去。在我奶奶的身后，那只又老又丑的蛤蟆慢慢地摇摆着肥硕的屁股，寻着奶奶的脚印，也一步一步地跟了过去。它的口中发出了一种雄性蛤蟆独有的声音。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在我的生命形成之前听到了这个声音。我用我的早在我的肉身形成之前就存在了的灵魂捕获了这个声音。丑哈蟆一边追吻着我奶奶的足迹，一边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因为，今天的它，没有被奶奶一脚踢开，相反，它还在奶奶的脚上留了它的雄性的尿渍。我去踩它，踢它，可是它不怕我，因为灵魂是没有力量的。灵魂只能用来感知。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丑东西在我的眼前借着秋风得意而去。

    烧玉米救了我小姑姑的一条命。

    不但我的小姑姑吃上了烧玉米，我的家人也吃上了烧玉米。于是，一条又一条的饥饿之虫渐渐褪出我家人的肠道。它们控制我家人饥饿的那根神经的力量越来越弱了。我的家人的脸色也都由一惯的菜青色转为满脸的阳光灿烂了。我奶奶也又有力气骂我的爷爷了。有了气力的奶奶，却反而不骂了。也许是奶奶已经习惯了不骂爷爷了。偶尔，爷爷会在饭桌上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声。很无耐很无耐的一声叹息，很忧伤很忧伤的一声叹息。一家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吃饭，咀嚼之声此起彼伏，爷爷的叹息声很快就被淹没了。只有奶奶会听到爷爷的叹息声。每次听到爷爷的叹息声，奶奶就会被卡在喉间的食物噎一下。奶奶便伸长了脖子，脸儿憋得通红地忙着做吞咽的动作。忽然就有一次，我奶奶不但没有把卡在喉间的食物咽下去，还吐了出来。奶奶吐得惊天动地，吐完了已成颗粒状的食物，就往外一口一口地吐绿色的液体。绿色的汁液夹带着浓重的酸酸的味道，像是刚刚开启的一坛老醋。吐完了酸汁液，我奶奶开始吐眼泪。不，是流眼泪。

    我奶奶明白，她怀孕了。她怀的是我小叔叔。

    晚上。我奶奶桩子一样站在院子里，她的脸朝着东北那个方向。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故而，我一直拒绝形容我奶奶的面部表情。在奶奶的面部表情前，哪一种文字都是寒酸的。奶奶的脚生了根，她就那样站着。站着。站着。那只丑哈蟆又慢慢地爬上了奶奶的裸露的脚面，又在奶奶的脚面上撒了一泡热尿。奶奶浑然不觉了。还是站着不动。窗内一声爷爷的叹息声传来，像一颗子弹，打在了奶奶的心上。奶奶的身子晃了两晃。

    第二天，奶奶给爷爷打了半斤烧酒，说天凉了，喝上几口，说不定还能压压喘。

    那晚，爷爷喝多了。奶奶说，怕爷爷喝多了夜里叫渴找水喝，她搬过去和爷爷一起住，好方便些。奶奶就搬了过去。奶奶和爷爷一起住是天经地义的事，都是因为饥饿奶奶才和爷爷分开的。爷爷真的是喝多了。我奶奶给爷爷扒去了衣服，爷爷像一口袋粮食似的睡的又死又沉。奶奶没有去纺线，她在一旁陪着爷爷。她很少这样陪着爷爷。角落里的那架老纺车也难得这样轻闲，难得睡个早觉，打了几个哈欠，也睡去了。夜也跟着人们睡去了。奶奶没有睡，她在守着爷爷。奶奶的手在暗夜里抬了起来，又垂下去。垂下去，又抬起来。这一次，奶奶的手终于没有再垂下去。奶奶的手在爷爷的身上游走，一寸一寸，从上往下，由缓到急。我爷爷猛地睁开眼睛，一把攥住那只游走的手，推了推。然而，那只手是坚定的，它就在爷爷宽厚的手掌里游走……爷爷一翻身，坚硬地进入到奶奶的身体里……奶奶的那只手在爷爷的后背上游走，它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后来，没有了那只手，是一团火苗在爷爷的后背上跳跃。

    我的叔叔显些被奶奶生在茅厕里。奶奶肚子疼，去厕所里大便，结果大便没解出来，一用力，呼拉一下子，出来一个小人儿。奶奶手急眼快，一把抄住了小人儿。仔细一看，小人还是个带把儿的。这个小人就是我的叔叔。

    爷爷收工回来，奶奶说，生了个带把儿的。

    爷爷看也没看叔叔一眼，边洗手边说，狗鸡巴日的。

    被爷爷叫做狗日的那个男孩，也就是我的狗日的叔叔，在渐渐地成长着。我从未听过狗日的叔叔管爷爷叫过爸爸。爷爷好像也没要求过。在叔叔叔的词汇里只有妈妈，哥哥和姐姐。奶奶管叔叔叫二儿头。家里有两个男孩，父亲是老大，叔叔是老二，叫二儿头是合情合理的。芝麻村的人管叔叔叫老疙瘩。狗日的叔叔和我的父亲以及几个姑姑的长相不太一样。他的两只眼又大又圆，略显外凸。像，像什么呢？他的两只眼睛那么熟悉，就像我的一个非常熟识的老友。可令人恼火的是，我得了健忘症般突然就忘记了老友的名字。直到那天。那天，我的狗日的叔叔拿了一根木棍在雨后的院子里一心一意地敲打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被叔叔敲打得四只脚朝着天空，叔叔打一下，几滴尿液就从小东西的屁股后边喷射出来。一滴尿都打不出来时，叔叔将生命垂危的它翻了过来。是一只丑蛤蟆。叔叔敲打的是一只丑蛤蟆。面对着叔叔，蛤蟆突然睁开了眼睛。蛤蟆的两只眼睛正对着叔叔的两只眼睛时，我的大脑豁然开朗了，我发现，叔叔的眼睛像极了蛤蟆的眼睛。对着叔叔的那两只蛤蟆眼竟充满了哀哀的神情，它在那一瞬震慑住了叔叔，使叔叔停止了敲打。

    丑蛤蟆在叔叔的楞怔中，哀伤地爬走了。

    丑蛤蟆的背部长满了赖疙瘩。芝麻村的人管叔叔叫老疙瘩，莫非是有着另一层的意思？

    我的父亲和几个姑姑的性情是随了我爷爷的，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墩厚、勤劳、诚恳。他们像拉磨的驴子一样，默默地沿着一个不变的圆走着。他们走得很踏实，相反，出了这个圆，他们会慌恐，会不安的。我的叔叔不是。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八岁的那个夏天，天很热很热，叔叔光着屁股跑在芝麻村的街上，身上一个布片都没有。他一跑，身子中间的那个小鸡鸡就小鹿似地乱蹿。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也都跃跃欲试，八岁以下的男孩子全都扒光了衣服，溜光溜光地在大街上跑着闹着。家里的大人来打来骂，一个不留神，家里的孩子就又一丝不挂的了。那几年，芝麻村的男孩子夏天特别的省了衣服，毒毒的太阳拿了把刷子每天在孩子的身子上涂抹，一个夏天下来，全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小黑鬼。只需一个夏天，就完成了人种的改造。

    叔叔的胆子也是大的。一场雨过后，街上的沟沟里就积满了水。那天，叔叔就坐在一个水沟里玩耍。叔叔玩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玩什么。玩着玩着，叔叔开始往外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好像是长在了他的身上，他要努力把它拉出去。那个东西在拉拽中，变的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难拉下来。叔叔玩耍的水沟在我家的东北方向，离生产队的场院很近。几个在场院上干活的人注意到了我的叔叔，赶过去一看，全都笑弯了腰。原来，我的叔叔正在拉一条巨大的蚂蝗。那只大个的蚂蝗正死死地往我叔叔的小鸡鸡里钻。见了人，我的叔叔并不求救，依然专心致志地往外揪大蚂蝗。他不求救，人们就站在边上嘻嘻哈哈地看热闹。眼看大蚂蝗更深地往叔叔的鸡鸡里钻了，突然，一只手伸过来啪地打向了大蚂蝗。蚂蝗被打落了，几滴血从叔叔的小鸡鸡上滴落下来，滴在水沟里，开成一朵朵的牡丹花。抬起头，叔叔看到了一双眼睛。

    又是那双蛤蟆眼的老男人。经常给他烧玉米吃的那个长了一双蛤蟆眼的老男人。他是生产队的场头，一场院的粮食都由他看护。

    老男人将叔叔领进场院里他居住的小屋，将腚子撅在漆黑的灶前，把头伸进灶塘里，不一会，两个烧好的玉米棒子就托在了他的手上。叔叔不客气地拿起一个狠狠地啃了两口，说，你吃那个？蛤蟆眼的男人慈爱地看了叔叔，说，你吃，我看你吃。

    叔叔对准黑玉米棒子又狠狠地咬了两口。

    回到家，叔叔把吃剩的另一个玉米棒子扔在桌子上，说，老蛤蟆给的，你们吃吧。正在吃晚饭的一家人谁也没抬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听见叔叔的话，也没看见桌上的那根玉米棒子。

    叔叔八岁那年的冬天，生产队着了一把大火，火是从看护场院的小屋里着起来的。后来说是场头蛤蟆烧炕引起的。那晚，全芝麻村的人都去救火了，只有我的家人没去。我的母亲就快临盆了，所以我的家人有不去的理由。

    奶奶站在院里，看着东北方向的大火，脸像被烧过，染着一层厚厚的灰烬。咕。我奶奶听到了蛤蟆在叫。一低头，一长串的蛤蟆排着队朝奶奶爬了过来。它们从夏天走过来，走过秋天，走进深冬。它们是寒冷的，瑟缩着，摇摇晃晃地朝奶奶走过来。爬到奶奶跟前时，它们却绕过了奶奶，朝着火光爬去。那里能让它们温暖起来。它们跨越季节的步子是坚定的。不，我奶奶大叫一声，她想说，不要爬过去，火会让你们送命的。可我奶奶已经说不出口了，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听见她在说什么。她只说了一个“不”字。包括我在内的家人都听到了这个不字。她说“不”时，我刚好脱离母体，哭着滚落到了这个世间。

    我奶奶说完那个“不”字，便轰然倒地了。

    在场头老蛤蟆被烧死的那个夜里，我奶奶突发脑溢血故去了。

    我之所以叫小乐，是因为我出生在一片悲伤的气氛里。因为悲伤，才叫小乐。

    事实证明了我狗日的叔叔的与众不同。

    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叔叔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架照相机。在这之前，芝麻村的人根本就没见过照相机。叔叔的那架相机便成了芝麻村里的第一架相机。叔叔挨着个儿地给村里人照相，不收取一分钱。那时的叔叔神气极了，我看得出来，他是十二万分的得意。他把他的巨大的得意深深地藏在他的眼底，只有我能看出来，我虽然是刚读一年级的小乐，可是我的目光锐利极了。面对着叔叔的得意，我是骄傲的，因为他是我的叔叔，他是我小乐的叔叔。同时，我也是妒嫉和气愤的。几乎是芝麻村的每个人都照了相的，只有我的家人叔叔不给照。我的家人也没要求过叔叔给他们照。尤其是我的爷爷。从叔叔脖子上跨着相机进门，爷爷就没看过一眼那架黑壳子相机。仿佛它是不存在的。我的母亲伸手摸了一下，爷爷将一块饼子的硬壳狠劲地拽在桌上，桌子颤了一下，母亲也跟着颤了一下，便缩回了手。我想照相都想疯了。但是我不敢求着叔叔给我照，叔叔总是对我冷冰冰的，好像不太喜欢我。所以我才暗暗地恨了他。还有家里的莫名其妙的气氛也多少震慑了我。我巴不得叔叔的相机有一天会突然坏掉。叔叔的相机没有坏掉，却因为相机坏事儿了。芝麻村的一个妇人照完了相，没有多长时间就病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整个人一片苍白。一个说法悄悄地在芝麻村传开了，说是人照相是要抽血的。喀嚓一下，人的血就跑相机里去了，要不好好的人怎么会印在纸上的呢。说来也怪，自从有了这个说法，芝麻村先后有好几个人得了这种怪病。而这得病的几个人都是让叔叔照了相的。人就怕得不得了，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叔叔和他的相机。我的家人也跟着受到了叔叔的牵连，因为最先得病的那个妇人死了。从始至终，她都没有去医院看过，村里的老人都说，被黑匣子抽了血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看造化了。看来妇人的造化不是很好。妇人的家人一通嚎哭之后，用门板抬着妇人的尸体一路到了我家，非要在我家里停尸，还要我的家人给死者披麻戴孝。

    死人的家属站在我家门口骂着，死蛤蟆儿子，你给我出来！在骂声中，我家人的脸色都成了猪肝色。叔叔拔开门栓想冲出来，被爷爷喝住了，狗鸡巴日的，你给我站住！呼赤，呼赤，爷爷搂着胸口喘了一阵子，一把抓起相机，用手拨开门栓，英武地走了出去。

    啪！相机碎了。我爷爷当着全芝麻村的人摔碎了相机。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爷爷发火。

    相机事件过去后，芝麻村买了一台电视，叔叔负责每晚放电视。叔叔又成了全村人的焦点。吃过晚饭，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吃过晚饭到大队部来看电视，今天演《海瑞罢官》。老太太边走边说，今儿什么电视？听说是彩色大官？在众人抓心挠肝的等待中，叔叔迈着萧洒的步子来了，脸上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被人需要才发出的微笑。我的一对小眼睛穿透人墙，看了个一清二楚。叔叔萧洒地走到电视柜的前边，萧洒地打开柜子的大铁锁，萧洒地打开电视的开关。没有人对叔叔表示质疑。一个都没有。相机事件，后来证明是妇人及其家人的愚蠢。芝麻村的大部分人都是清醒的，清醒到他们忘记了自己也曾是谣言的传播者。在尸检报告出来后，他们一致地站到了叔叔的路线上，一致地控诉死者的愚昧。在叔叔的播弄下，一台神密的铁箱子能说会道，能歌善舞，它肯定只听叔叔的话。叔叔是何等的聪慧。叔叔是大聪慧，远远地超出了他们一截子，他们赶不上，所以也就不攻击。只在心里眼里悄悄地羡慕着。就在全村人热热闹闹地看电视时，我爷爷一个人坐在家里，孤独地听着他那台又老又旧的半导体。孤独一词是我给爷爷加上的。后来我想，或许爷爷并不孤独，他固执地守着他的半导体，其实是在守着他的倔强，他的男人的尊严。

    过了多久呢，反正是不太久，叔叔买了第一台私家的电视。一台十四英寸的北京牌的电视。那时的叔叔已经在跑运输了，他是芝麻村里第一个贷款买车的人。叔叔家有了电视，街坊四邻便不再去大队部里看那台屏幕上老是开满雪花的电视了。夏天，叔叔就在宽敞的院里支张桌子，把电视搬出来，然后院子里就挤满了看电视的男女老少。偶尔，叔叔也会夹在人群里看电视。看到精彩处，叔叔张开嘴巴哈哈地笑几声。叔叔一笑，其他的人便跟着笑起来，笑的时候，眼睛不在电视上，却在叔叔的脸上。

    婶婶对叔叔说，把老爷子叫过来看电视？叔叔拿了一双蛤蟆眼瞪着婶婶，自个儿长着腿儿不过来，还用叫？婶婶就吓得不敢再说了。叔叔夸张地大笑起来，尽管那时的电视内容并不可笑。看电视的邻居们也都咧开嘴巴跟着笑着。

    笑声传出老远。住在老房子里的爷爷将半导体的声音调到最大。半导体的声音不太正了，滋滋地响着躁音。

    父亲和叔叔每月按时给爷爷一些生活费。生活费是爷爷定的，是按照父亲能力定的。我的父亲沿袭了爷爷的本分和老实，一心一意地做着他的农民，所以能给爷爷的也就是个饱暖，远远地谈不上享受。叔叔紧紧地跟着父亲，父亲给爷爷多少，他给多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每次叔叔给爷爷的生活费，都是婶婶送过来。有一天，叔叔从老屋路过，顺便拐进了爷爷的屋子。爷爷正靠在被子上打着盹儿，听脚步声睁眼看了看，见是叔叔又把眼轻轻地合上，说，进错门儿了吧？

    叔叔的脸往下沉了沉，扔在炕上一叠钱，转身就走。

    爷爷说，狗鸡巴日的，站住。

    叔叔的脚跨在门槛上。

    爷爷拿起炕上的钱，数了数，留下几张纸币，将另外的纸币举在手上，说，你给多了。

    叔叔一把抓过爷爷手里的钱。脸比来时更沉了。

    爷爷弥留之际，我的父亲和叔叔，以及三个姑姑都守在身边。

    爷爷谁也不看，混浊的老眼是空灵的。空灵的眼定定地望着比他的眼更空灵的远方。他在说着什么。一直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围在他身边的人轮着把耳朵贴在他的嘴上，想听清他在说什么。可他们谁也听不清。除了我。爷爷说第一遍的时候我就听清了。

    我听见爷爷说，小乐他奶奶在喊老齁巴吃饭了，老齁巴该走了。该走了……

    是啊，爷爷是该走了。我也听见了奶奶的吆喝声，她亮开她的大嗓门儿喊：老齁巴吃饭了……爷爷拿了他的马扎，乖乖地坐到桌前，乖乖地等着奶奶给他揭下饼子上的硬壳子。

    爷爷走了。我的爷爷死了。

    叔叔执意一个人操办丧礼。于是，芝麻村人看到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丧礼。漫天飘舞的不是纸钱。是一张一张百元的人民币。一张张纸币驾风西去，不知这次，爷爷还会不会对叔叔说，你多给了。

    撒完第一千张百元的纸币，叔叔像泥塑一样面对着西方，问我：

    小乐，你说真的有天堂么？

    不知道。

    天堂里的人会花到这些钱么？

    不知道。

    我看见一颗泪从叔叔的眼里流出来。泪滴在坚硬的土地上。

    坚硬的土地被叔叔的泪砸了一个大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