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说《香河》-36.刘仁前文学创作风格论——刘满华温潘亚-爱读网编辑部-网络文艺课-爱读网

36.刘仁前文学创作风格论——刘满华温潘亚

作者：爱读网编辑部更新：2024-08-06 10:11 字数：14234

    摘  要：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性作家的刘仁前，目前已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与一批优秀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风格，即致力于里下河区域的自然史书写，用生动可感的方言土语开展小说叙事，描绘稳定连续的人物谱系，展示精彩纷呈的里下河风土人情与生活场景，形成了“清丽、本真”的风格特征。刘仁前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是王艮及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独特追求。

    关键词：刘仁前；创作风格；里下河文学流派；清丽；本真；香河

    作者简介：刘满华（1964—），男，汉族，河南固始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文学理论研究。

    温潘亚（1964—），男，江苏响水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扬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史理论研究。

    创作风格指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征。每一个优秀的作家由于世界观、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审美趣味、艺术才能等的不同，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不可重复的风格。所以，风格是作家精神特性的印记，是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只有那些勤奋写作、人生体验丰富而深刻，独辟蹊径，拥有深邃而独立的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刘仁前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表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里下河地区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具体体现在思想追求、素材处理、情感表达、生活展示、人物塑造、结构情节、叙事安排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他以泰州学派王艮的民本以及“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为构思、创作、叙事的基本原则，以里下河区域的人物群像、人文传统、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地域特征与物产风貌等作为表现内容，开展叙事、抒情和人物刻画。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清丽、本真的现实主义美学风貌，清丽是指其语言、人物、故事、情节、叙事以及社会内容与日用常态一致，舒缓、淡雅；本真是指其文学叙事无刻意理性雕琢的痕迹，直书生活样态与情境，是对“香河”自然史的真诚书写。刘仁前的小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连续的人物谱系和精彩纷呈的生活场景。他使用的叙事语言已做到大众话语与精致方言的无间融合。

    一、本真的生活内容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核心和代表性作家，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具有流派的基本风格构成与典型美学特征，即独特的“清丽、本真”美学品质。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属于广义现实主义范畴，但其清丽、本真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去主体性的新写实文学，又区别于理性主义主导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非理性、反理性主导下的新历史主义文学亦有显著不同。这些区别表现在其文学创作风格的自然形成与构成形态上，表现在建构文学世界的认知图景上，表现在人物塑造与性格描绘上，表现在他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上，表现在文学内容与精神实质上，当然也表现在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 ]平民化哲学思想对其深刻影响上。

    刘仁前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仁学”体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继承儒家天人一体的传统，发展了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理念，顺应时代与社会发展，把世界本体由心性良知演化为“百姓日用”。王艮认为，物理世界与社会人生的图景建构来源于生活，缘起于百姓日用，一切归因于百姓日用。而社会人生目的在于生活，又回归生活，于是百姓日用就是一切。很明显，这种哲学思想在统摄并指引着刘仁前的文学创作。

    在整体风格上，刘仁前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本真”特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学说认为，物理世界建构的本源是本体，因而，物理世界只是现象世界，其背后的本真世界才是真理所在，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也包括客观生活的真实与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即客观真理。文学再现生活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历史本质规律，揭示、发现现象后面的真理的文学，才具有本真的科学性。刘仁前的文学创作摒弃理性主义哲学本质观，继承并运用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本体思想，通过再现里下河人的日用常态，建构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结构与生命样态，展现里下河人认知图景。刘仁前以在场者身份定位，用清晰而细腻的笔触把里下河人的日用与样态呈现给读者。在刘仁前的创作实践中，没有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没有刻意的历史意识与崇高叙事，更不刻意揭示历史规律与发展方向。新写实文学剔除理性因子，追求一种去主体性的原生态的零度写作。刘仁前也追求创作的原生态，却是在主体积极参与下的原生态写作。他要在作品中展示人生的内在真理与秩序，建立人生价值导向。刘仁前的原生态只是一种对生活事实的坚守与客观的写作方式。与新历史主义追求的无序、悖谬、荒诞与非理性写作原则不同，刘仁前的小说是在理性积极参与下的创作，小说密切时代与社会精神，关注人性与人情，描述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信念，反对不孝不悌负面行为，剔除贪欲，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

    刘仁前的小说在创作内容上也具有鲜明的本真特征。刘仁前的小说以百姓日常中的“小人物”的平淡人生的小叙事为主题，隐含主流意识形态，兼容社会变革，间接体现社会运动的历史叙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其本体论哲学思想的制约，肩负揭示历史规律，引导历史方向与速度，指导人们的人生道路，追求崇高，关注大历史，体现大叙事。刘仁前关注的是繁琐的日常生活本身，并不刻意对历史意识与崇高向度的建构，作品表现的就是小人物，小叙事。新写实文学去理性化的“原生态”追求容易导致庸常，拒绝崇高，失去价值判断与建构，致使精神向度与历史理性的缺失。非理性主义主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彻底放逐历史意识与精神向度的建构，不仅崇高人格遭到嘲讽、否定，就连正常的人生价值追求与导向都被排除在写作视域之外，其写作兴趣在于边缘性的野史轶闻与阴暗的私人性的内心情绪，追求的是平庸猥琐与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消解人性的正面价值，否定人的尊严，彻底放弃人性关怀与人生追求。

    刘仁前小说的本真特征根本上讲，是受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制约的结果。王艮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性和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人生应当有积极的态度与价值追求，却坚决反对与自然和谐相对立的邪恶欲望，比如贪欲、不孝与纵欲等。因此在刘仁前的小说中，人生观念质朴本真、人物性情开朗而明丽。《香河》就是以百姓日用本体论建构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把这种认知结构与里下河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老病死结合起来，与里下河的水灾、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与里下河的时代变迁以及淡化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香河》的多彩画面。根据长篇小说《香河》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哑巴阿根伙角色的成功塑造，特别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思想与艺术造诣。因为，哑巴的边缘化身份与独特视角，让他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观察、体验香河人的人生与社会生活，对家族历史与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害与情感纠葛能抱有比较平淡的心态，使内容叙事显得客观而平静。恰恰也是因为哑巴的视角，能够清晰地看到香河人深刻理解生命的意义，无比珍惜人生与社会中美好的事物，例如，真诚、宽容、爱情、友谊、亲情、热情、勤劳与孝悌等。这也造就了他们勤劳、朴实、坚韧、敏感、乐于助人、积极向上、自尊与善良、宽容并存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哑巴叙事视角与人生体验使被遮盖的虚伪人性与丑恶得到合乎情理地揭示，让那些被日常化淡化或被掩饰的事物显露本真内涵，比如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等，让那些概念性的历史逻辑、意识形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革”、毛主席逝世等，具有了更为质感的体验。

    刘仁前描摹现实、讲述故事、揭示人性、体现人文关怀时关注的只是百姓日用，不刻意追求生活之外的目的。生活是前进的，故事就是进步的、人物性格就是渐进变化的；生活是循环的，故事情节就原地转圈，体现百姓日用本身就是真理，本真的自然、常态的社会人生就是一切，甚至不隐射、不暗示。刘仁前小说不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可以描述历史理性，贪求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也不像《三国演义》虚构故事、杜撰人物，目的是歌颂忠义，体现文以载道的创作实质。

    “百姓日用”之“道”来之儒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宗旨，要求一切来自本真的自然与社会人生，一切融入自然生活、回归自然。里下河的建筑与生活方式是与民居、民俗、民生以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实用又精致。“百姓日用”本体论主导下的里下河人的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是人的天然本性与自然法则的统一体，呈现出平民性、实用性、人性的兼容性品质。因此，刘仁前笔下的里下河人自尊、纯朴，自为而不颓废，自信、朴实，性格坚韧却不暴戾，就像清澈平缓流淌的里下河水，无声地滋润、养育一代代里下河人，使其平淡而悠然的生息繁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下，刘仁前的人物塑造充满着温情与暖意。受百姓日用思想制约，刘仁前的一些列作品塑造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却没有十恶不赦的“魔鬼”，也没有“至善”的圣贤，都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他笔下的好人也有其许多不足，所谓的坏人，也有其善良可取的一面。《香河》是原初创作意指的体现，着力打造香河自然生态的原初图景与世界架构，《浮城》《残月》则“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外部世界商业文化侵入后的人性挣扎和命运躁动。像刘仁前描绘的人物性格一样，刘仁前没有过度强化和渲染这种挣扎与躁动，而是用一种充满温情、善意方式的再现。在小说中，有对乡村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揭露，比如男女情感的游离，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与伤害等，但他始终没有将人物的刻画推向至善或至恶的极端，而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正常人来描写，体现现实人性的无比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体现了作者博大的胸襟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二、清丽的艺术品质

    刘仁前像千千万万祖祖辈辈生活在里下河的普通人一样，坚守泰州学派朴素的民本思想，其小说创作以百姓日用为本体，建构小说中的生活世界与世态人生，确立小说世界的认知图景与精神架构，以天人一体的自然观处理社会人生的自然法则、制度、礼制与人性人情、情感欲望与责任付出的关系，倡导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引导社会与民众、自我价值追求与国家兴亡等关系，用一种温良宽容淡化饥饿、窘迫、挫折、生老病死以及瘟疫与洪水、严寒与酷暑，以淮南格物论体现的保身论，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思想，协调人生诉求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关系，做到达者积极进取而不忘本，隐者坚韧务实而不颓废。

    百姓日用本体观认为，自然、社会与世间的万事万物均是百姓日用的延伸，在百姓日用里显现历史与真理，体现人生价值与历史意义。刘仁前以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相对静止的时间观、相对封闭的生活样态、无限循环的历史观生活着、思考着、书写着，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呈现自己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疏离意识形态；他以写实的手法将百姓日用真理观与里下河人的现实人生结合起来，将历史意识、历史观念与里下河区域的水患、瘟疫之类的各种天灾人祸及政治运动，与里下河人平静的水乡生活、较为封闭的思想观念及其生老病死、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描述地域色彩极为鲜明的里下河社会生活，努力塑造各具个性的里下河人物形象，展示里下河人本真而清丽的生活历史、生活画卷，建构自己独特的以“清丽”为鲜明标志的艺术风格与创作方式。

    刘仁前继承汪曾祺散文化写作方式，善于将意识形态融入百姓日用的家长里短之中，将线性的大历史时间观融入相对静止的循环时间意识中，淡化时间维度，淡化情节，采用散点透视，多用并置、往复的时空叙事，以及留白、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刘仁前的创作状态就如同里下河人的生活状态，冲淡而平静的讲述着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以其自然、率性与本真的创作境界，以质朴、沉静、豁达的写作态度进行创作。所以，他的写作是里下河人的百姓日用，是一种生活样态。

    《香河》描写的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兴化水乡香河村的故事，作者平淡平静且舒缓有致的描述着香河村里缓缓而清澈的河水，平静而安详的村落，纯朴而勤劳的村民，展示那里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村民们活得实在，细致，有规有矩，有滋有味，令人向往。

    哑巴阿根伙的形象几乎是纯粹自然的视角、叙事方式与百姓日用本体论高度契合。在哑巴的世界里，清丽而本真的生活就是一切，意识形态、历史真理、社会体制，甚至法制意识都被淡化。阿根伙的认知图景就是生活本身，就是自然人伦，清丽、本真得就像自然流淌的香河水。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学说认为，至高的“道”，人生的真理就存在于衣食住行之中。作为里下河人的刘仁前，他的小说便在平凡人生、日常生活中闪烁质朴的光辉，进而揭示“真”，展示“善”，张扬“美”，在平凡而充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平静的谦卑与得体的高傲”。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继承发扬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白描、虚实相生等理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把时间引入空间，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既定规律演进的，一切现象、事件都有起因，有头有尾，呈现历时特征。刘仁前小说则表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故事情节舒缓有致，少见大的起伏，人物性格通常很稳定；形象清丽典雅，意境意味悠远绵长，具有强烈的画面质感；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力求呈现方言土语的自然清丽与诗性特征，使小说具有令人着迷的散文化倾向与抒情色彩。小说中清新的意境以及对真善美的颂扬、虚实相生的画面效果等无不体现其小说叙事的“清丽”特征。历代里下河人生活自足，生活内容素朴单纯。里下河水系通达，清澈激荡，水草丰美；油菜花开，一片金黄；芦苇茂盛，碧水连天；水上森林，清新优雅；人物俊朗，习俗开明。这些素材内容构成了刘仁前文学创作“清丽”风格的客观基础。

    三、香河：独特的文学地标

    就像威廉·福克纳创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马孔多镇创作《百年孤独》、莫言依托东北高密讲述“红高粱”故事，刘仁前以自己村前一条小河——“香河”为坐标，精细且耐心的打造着《香河》《浮城》《残月》《香河记事》……，从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35年来，刘仁前一直致力于“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

    成熟而优秀的作家文学地图中，或明或暗都有自己的文学地标作为书写与表达的根据地，一个寄托意象、情思、理想的地理空间。它的名字可能是虚构的，但生活方式、内容与地理却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作家广阔无垠的魔法地，是作家奇幻的百宝箱，又是作家心中坚实的、历史的艺术想象宝库，是艺术家艺术创作与收获的生生不息的庄稼地，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缩影、象征，它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记载。刘仁前生活过的那个小村，有一条无名小河，是作家童年的乐园，刘仁前的作品里，叫它“香河”。刘仁前的系列作品里，趣味特色的民间俚语、故事，循规蹈矩的生活体制，章法可依的婚嫁与生老病死的礼数，代代传承的乡风习俗与生活方式，水生土长的五谷杂粮、乡土菜食，独具特色、有滋有味的点心、小吃，以及生民大众的人情事故与世态炎凉等等，都滋生于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香河”。

    刘仁前的“香河”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地理上的又一张文学名片。从“约克纳帕塔法县”走出了威廉·福克纳，马孔多镇奉献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国东北的高密闪耀一个光芒四射的名字——莫言，而里下河地域的“香河”走出一位潜心追求的作家——刘仁前。如果说这座闪着独特光芒的文学地标——香河是一个建筑群，长篇小说《香河》无疑是其中心与标志，它的四周有序的排列着《浮城》《残月》《香河记事》《楚水风物》《香河四重奏》等系列作品。

    从长篇小说《香河》，到《浮城》《残月》，刘仁前完成了以“香河”为基地的70多万字的《香河三部曲》，成为用长篇书写里下河历史变迁的第一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获得国家级奖励，到当下《喊工》《大瓦屋》《罱河泥》等15个系列短篇小说所构成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再到202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月城之恋》《相逢何必再相识》，以及随后出版的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刘仁前不仅完成了“香河”书写在小说体裁上的全面涉及，而且完成了对“香河”这一文学地理的更深入更深情的挖掘。

    有评论者对此这样评价：“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后，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开始渐次破碎，甚至逐渐消逝。刘仁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一种自然实在的文风书写故乡，以极为质朴的文字将乡土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记录下来，让那些平凡的香河人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建构出一个独特的香河世界。”[ ]

    2005年，刘仁前用短短四十天就顺利完成了《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在《香河》研讨会上，受到来自全国数十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的高度评价，礼赞这部具有浓郁里下河风情的作品。同时，《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里下河风情全息图”[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就曾这样说过：“现在读刘仁前的作品，一下子勾起无数童年的回忆……风车、田螺、粽箬、虎头鲨是我亲爱的里下河大地涂抹在我们心灵上永不消褪的图腾”[ ]。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有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完整描绘方能体现作品的深度，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充分展示了这三个维度。《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香河》写的是村，《浮城》则从村写到乡镇，进而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景观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自然、人文、政治、经济、宗教与风俗史。《香河》中青涩懵懂少年柳成荫，在《浮城》里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实现无缝衔接，作品呈现出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里下河地区完整的社会生态全景。《浮城》的着眼点是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上的乡村，而非政治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生活方式、政治生态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作为一种艺术化记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浮城》的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

    历史表明，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宏观记忆与小说、民间话语等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但是，这些小说与民间的微话语与宏观“正史”和文书档案的书写是有巨大区别的，尤其是有别于理性主义主导的大历史、大叙事。在小说中，在民间话语体系中，这些“历史”被解构，被重塑，即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小历史解构，也是刘仁前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叙事的重构。

    《浮城》中的许多场景、故事、人物、生活图景，都有作者所熟悉、经历过的影子。文学评论家汪政指出：“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 ]在《浮城》的叙事中，可以看到县级政治的许多场景、故事、事件与人物，看到在特定年代乡村政治文化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时代背景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与程序。这些方式与程序和乡村隐蔽的政治权力、宗法传统、宗族、人伦亲情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结在一起。任何个体都被赋予多种身份与角色。《浮城》从柳成荫由邻近的清江市调回自己的家乡楚县任县委书记开始着笔。楚县是他的故乡，有他或隐或显、或近或远的裙带关系。柳成荫的每一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关系以及关系到的人和事。作品通过柳成荫思想、心理、行为清晰地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

    刘仁前的《浮城》是他乡土写作之旅的延续。“作品不仅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而且揭示了中国农村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作家对地方的执着书写显示了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他对地方的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学处理证明了新的‘微观地方史’的可能性。”[ ]

    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残月》仍然续写的是香河的故事，讲述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在21世纪初的当下，大学生活以及步入社会之后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

    柳永的人生信条是：消费人生，拒绝崇高。这个官二代，特立独行，并没有随父亲柳成荫所愿，踏入仕途，而是进入了21世纪初具有娱乐色彩的商业圈，成为月城颇有成就与影响力的演艺经理人。然而，他的演艺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围绕“迎奥运大型演唱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上演了一幕幕当下现实生活的“活话剧”，政界、演艺界、社会各界各式人等轮番登场，在社会现实舞台上尽情表演，精彩纷呈。小说围绕柳永和三个女性之间展开叙事。田月月，一个极具舞蹈天赋的苏州姑娘，与柳永有着甜蜜而美好的爱情。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在世俗的诱惑面前，她和柳永如此纯真的爱情瞬间化为泡影，结果导致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走上艰难而痛苦的“追寻真爱”之路；吴梦月，一个出没于情色之地、又不甘命运摆布的风尘女子，为构建“金钱王国”不择手段地拆散了柳永和田月月，终因田月月面对凌辱“舍命一跳”而良心发现，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秦晓月，一个在月城具有极高知名度的美女加才女，位居《月城晚报》总编辑之职，为众人所羡慕，她闲庭若步游走于诸多“逐猎”高手，而在柳永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面前却打开了自己的情感之门。因承办“迎奥运”演唱会引发的一场又一场风波，让她对事业，对仕途，由激情满怀变得心灰意冷，最终，令世人惊诧的选择了辞职南下，放弃家庭，踏上寻找柳永的“不归”之路。

    小说展示了在一个“金钱”主导一切的社会生态里，人们放纵欲望、放逐理性、驱除良知，在灯红酒绿、尔虞我诈、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无奈地演绎着各自残缺的人生。

    在写《残月》时，作家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责任、一种坚守，也是更深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与人文情怀。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作家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 ]，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时代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极力想留住的原始乡村，现在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这种隐形追问，使小说选择了一种开放式结局。当然，这种选择最终是由《残月》特定结构与内容决定的，小说中人物情感丰富却荒芜，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于是留下一个想象空间，让读者去续写他自己心中想要的结局。

    “香河三部曲”实现了“香河世界”的整体建构。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是改革开放前叙事背景里的香河，《浮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香河，《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残月》描绘了外部陌生的世界，特别是市场经济、商业文化开始进入香河人的社会人生，打破香河人原有的平静的生活秩序，扰乱了香河人自足的生活方式与天然的人性良知，这种强劲、陌生的力量同样也在控制着香河人的意志与选择。

    “香河三部曲”着眼于“香河”这一文学地理，从不同角度揭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特别是《残月》，就是对当下的折射和隐喻。可以看出，作者对“香河”的固守，毋宁说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种守望里，有回忆，更有想象与梦想。

    四、“香河”系列：自然史的真诚书写

    着力呈现家乡风俗、风物、风情，是刘仁前创作的特色之一。作家把故乡——里下河那些独特的风俗风物风情吸收进自己的作品里，比如物产像水里野生的菱角、茭白，像地里生长的山芋、芋头、胡萝卜等等，以及婚丧嫁娶、风俗人情等的精彩描绘，精彩纷呈。

    在传统风俗中，有吃腊八粥的风俗，过年农家小孩子满村跑拜年的风俗等水乡婚俗风情，从请媒、访亲、合八字、通话、忙嫁、迎娶、抢上风等等。从香河村进城，要经过一个大的芦苇荡，小说中乌金荡有打野鸭的情景，有水上野鸭嬉戏的场面。在特定环境中，随处可见香河水面上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村树的枝枝杈杈上爬满了长长的丝瓜，开着蝴蝶形紫花的扁豆。当然，风情风物的描绘与作品中人物命运、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体现了身在底层有着诸多无奈的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体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把本属平常的嫁娶之事张罗得极有章法，颇见波澜。

    这些习俗与场景与里下河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紧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里下河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端午节为什么裹粽子，“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白娘子杭州断桥遇许仙”，腊八粥是怎么来的，端午节家乡人打粽箬、裹粽子，拜年站到人家门口该说什么吉祥话，端午节那卖粽箬的女子挑了水淋淋的、翠绿绿的粽箬，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凡此等等，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里下河风俗画。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坚持“香河”人物谱系的构建。围绕着“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营造，作品里满是一打开家门便能见到的“祥大少”、“阿根伙”、“谭驼子”“二侉子”等鲜活人物，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他们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苋菜馉、螺螺蚬子，还有胡萝、卜粯子饭之类，蹲在家门口吃，或串着门子吃，边吃饭边谈天说地。看着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样子，似乎皇帝老儿的御膳也不如呢！著名作家、评论家徐可在评论文章中指出，“香河三部曲”中一共塑造了108个人物形象，这与我的先贤施耐庵笔下的“一百单八将”构成巧合。[ ]

    从《香河三部曲》到《香河纪事》和《香河四重奏》，刘仁前刻画了众多的“香河”人物：王先生、柳安然、三奶奶这一代，是刘仁前文学作品中香河最老的一代。中年一代如祥大少、香元、谭驼子，还有同龄女性如来娣子、香玉等。年轻的一代如阿根伙、柳春雨、黑菜瓜、翠云、水妹子、琴丫头、柳春耕、阿桂、陆根水等。更年轻的一代，以谭赛虎、柳成荫、陆小英等代表人物，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被安排到了县城；第五代人则是《残月》中崭露头角的柳成荫的儿子柳永。

    香河中的人物塑造形色各异。如原本是个教书先生的柳安然，说起话来总是“曰”字当头，略显迂腐；生产队长，有“芝麻粉”之誉的“祥大少”，打老婆、玩牌、听戏是他的三大爱好，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惊讶，分田到户之后村民们不用他喊也会早起的，这固然是对他的讽刺，但又决不仅仅是讽刺他“祥大少”的；村支书香元，到处“播种”固然可恨，但在面对宅基地调整的问题上，不惜停职检查，坚守原则，还是看到了他的担当；从东北当兵回来的“二侉子”把“知道不知道”常挂在嘴边，却把心留在了东北；喜欢做媒的李鸭子，最终却因为男人不能生育而被逼向自己的小叔子“借种”；“摸鱼鬼子”谭驼子，“柳下取呆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一旦拿手好戏露了馅，他和他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回乡知青柳春雨，与心爱的姑娘爱得如痴如醉，之后又在两个女子之间痛苦挣扎，最终世事的变化让他无从选择。还有在村医疗点给人家煮饭的三奶奶，一心希望宝贝女儿能有个好的归宿，终究事与愿违，她精干利索，低调勤劳，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过去；身为寡妇的来娣子，面对香元支书多方照顾，只得以身相从；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香玉，虽然有些放纵，但又不失有情有义；在经历爱的甜蜜与浪漫之后，为了爱甘愿献出贞操的琴丫头，留给她更多的是痛苦的相思与回忆。……如此众多的人物，都印着“香河”里特有的“水锈”。《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中沉浮；《残月》中的柳永，在当下演绎着自己的残缺人生。刘仁前深潜在香河世界里三十多年，为人们奉献出这一系列香河人物谱系。

    五、香河故事：用方言土语讲述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深受地方文化的熏染，是一位展示地方文化、艺术、思想的行家里手，是一位致力于用家乡话写作的优秀作家。

    正如茂腔之于莫言一样，淮剧对刘仁前影响深远。作家从幼儿时受淮剧耳濡目染，逐渐建立起自己关于社会生活的样态、道德规范与人生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桃花扇》是刘仁前少年的“伙伴”，说到扬州评话如数家珍，柳敬亭备受刘仁前崇敬，他的艺术想象肇始与动力，一泻千里的表现方式，无不深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淮剧对刘仁前的文学语言、艺术创造力的催生都起到巨大诱导作用。它使刘仁前彻底摆脱西方文学，尤其是盛行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走上自己独有的乡土文学叙事，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

    刘仁前讲述的是地道的里下河故事，实实在在的里下河人物风情，理所当然应该用地道的里下河方言土语讲述，用里下河的方言叙事。

    随着对里下河的眷恋越来越深，刘仁前在乡土化的道路上且行且远，力争在城市化、同质化越来越快的今天，坚定而坚实地走下去，走进里下河那令人迷恋、神往的文化过去与现实，确立一个坚实永恒的“里下河”。“香河”系列呈现了一个真实的里下河，一个鲜活的里下河，一个最具原始风景、最具深处情思的里下河。而这种艺术叙事与描写是与里下河方言土语同构的。

    刘仁前对里下河一带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表现出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刘仁前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无论是作品的叙述语言，还是笔下人物的语言习惯，无不有着深深的地域烙印。在《故里人物三记》中，冬季里，“祥大少”们（小说中的人物）穿着破棉袄在巷头上见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袄”不说“穿棉袄”，而是说“杠”；“喝酒”不说“喝酒”，而说“扳”。小说家庞余亮读后很是感触，且念念不忘，他说，一个“杠”字，一个“扳”字，神了。

    无论是在刘仁前的散文作品中，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对里下河民间歌谣、俗语、小调、淮剧等的引用和吸收随处可见。这不仅让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特色，而且也打上了鲜明的里下河印记。在域外人读起来产生一种弥漫其间的迷离、奇幻氛围，起到美学上的陌生化效果。

    无论是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还是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和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都有着大量里下河地区方言土语的运用。用方言读刘仁前作品更流畅、更痛快。《香河》曾由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以里下河方言制作成长篇小说连播，十分成功，反响强烈。

    刘仁前用方言土语创作，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叫香河。毕飞宇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定的地域——王家庄。但毕飞宇用普通话写作，王家庄只是用来表达、承载思想的载体，其小说里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王家庄，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地理形象。而这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香河，是香河村，是整个兴化农村，甚至是里下河农村的一个缩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因此，用融合无间的里下河方言土语叙事，是呈现原滋原味里下河风情与生活场景必然要件。

    刘仁前深受汪曾祺的影响，尤其是语言。陈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记》的点评中讲到：有那么多所谓的“汪迷”，但好像还很少看到有像刘仁前这样学汪曾祺学得这么到位的[ ]。汪曾祺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家，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思想家，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书卷味与独特的审美风范：清新，干净，高雅，而且他的语言蕴含了非常强大的力量，呈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汪曾祺喜欢用短句子。刘仁前的文学叙事同样能短说的尽量不说长，能几个字表达的不用一句话去写。这样的叙事方式极适用于白描与留白，这是对汪曾祺艺术遗产的继承与创新。

    方言土语可以起到警醒与反思作用，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香河》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上世纪60、70年代里下河水乡的淳朴风情，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温婉的风俗画卷。到了《浮城》《残月》，作家关注中心发生了转移，更多的情感与笔墨用来描述外部陌生力量对水乡社会的入侵，市场经济、金钱的冲击，导致人性裂变和欲望膨胀，水乡后人陷入困境、挣扎与守望。然而，作者没有刻意的强化和渲染这种冲击带来的扭曲与痛苦，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在故事伸展与人物描述中呈现一种悲悯的精神与人文情怀。但是，在《残月》中，随着叙事的展开，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物质与精神面貌日新月异，犹如势不可挡的狂风暴雨，让人忧惧、恐慌，无法适应，刘仁前的内心也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乡村逐渐消失，古老的习俗与文化正在淡去，乡村变成城市，规模化生产取代个体、小农经营，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而新的观念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难免产生不适感、困惑甚至反感。随着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人性所承受的冲击与扭曲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土地荒芜、人口流动、物价飞涨、时尚剧变等，由此带来社会体制、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人性裂变等等剧烈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求变、适应，伴随着的是焦虑、彷徨、苦闷。面对时代困境与新旧价值观念转换产生的烦恼与痛苦，在《浮城》中，作者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采用的是集中书写和揭露，而在《残月》中，则完全采取直接展示与批判的手法，《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没有了；《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也没有。作者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市场体系，进入娱乐圈，成为一名具有现代性的人——一名演艺经理人。作品这样展示的目的，是把“香河村”的后人们放在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看看他们如何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态。作品描述了香河后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尘世中，演绎着残缺人生，令人惊叹、惋惜、警觉，而用方言土语描述与这种境遇更贴切，更具警觉意味，更能体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精神守望。

    这种警醒与反思，在系列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中体现得十分充分。15个系列短篇所编织的“香河”世界，无一不是悲剧的。可想而知，他的创作感受是痛彻心扉的，但这并不代表作家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不爱自己的家乡，恰恰相反，这是作家对家乡爱得更深的体现。

    刘仁前以“百姓日用”为本体，建构里下河人的生存结构与认知图景，作品呈现一种别样的“本真”面貌；一幅幅包含情感的生动画面，展现里下河人的生存样态与生命结构，用里下河方言与精致的土语精细地描绘了精彩纷呈的里下河人的生活场景与一群鲜活而稳定的人物谱系，使作品具有独特的“清丽”的品质。

    勤耕不辍的刘仁前正处于创作繁荣时期，对未来的创作拥有清晰而坚定的宏伟规划，同时雄心勃勃地付诸行动。我们不妨对这个宏伟规划作个意向性描述：作家可能正在对里下河人的生存结构继续进行现实性地描绘，使里下河文学图景更加饱满、丰富；可能是对里下河认知结构的感性建构，下意识地、意识流地展示；可能是里下河人生存状态梦幻般的图景；也可能是里下河未来人生样态令人惊奇的景观……对此，我们翘首以待。

    （刊2021年第六期《当代作家评论》）

    参考文献：

    [1]张树俊：《淮南三王思想比较》，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11月版，第168页。

    [2]丁帆：《在两个文明的交汇点上——读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7日第24版。

    [3]张晓琴：《复活乡村的一段自然史——刘仁前〈香河纪事〉系列短篇读后》，《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

    [4]袁晓庆：《兴化民俗风情的全息图——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研讨会纪要》，《泰州日报》2006年6月23日。

    [5]王干：《楚水风情最难忘》，《太湖》2017年第4期。

    [6]汪政：《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文艺报》2013年5月15日第2版头条。

    [7] 2013年10月，《浮城》获得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写给《浮城》的颁奖辞。

    [8]刘仁前：《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作家通讯》2017年第3期。

    [9]徐可：《应是飞鸿踏雪泥——浅谈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文艺报》2015年10月9日第2版。

    [10]陈建功：《“读后信笔”——〈评故里人物三记〉》，《中国青年》1987年5期。

    [11]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写作》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