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说《香河》-33.《香河》与《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

33.《香河》与《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汪政

作者：爱读网编辑部更新：2024-07-30 16:33 字数：3757

    我是在乡土作家或地方写作的意义上来定位刘仁前的写作的。没到过江苏兴化，泰州，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这里的写作者和文化人的影响。这里的读者也知道外面的文学世界，知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从文学情感上，从写作与阅读的互动上，那都是非常遥远的。而刘仁前不同，他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他们看着他成为了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近几年来，我经常到刘仁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去，跟那里的读者和写作者谈论文学的事情，对此真的很有感慨。我没有问过已进中年，有几十年写作史的刘仁前的文学理想，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刘仁前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能切身地感受到读者的依赖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力量和写作的意义，在那里，他真的如鱼得水。正是刘仁前以及他的同道们，令人惊讶地显示了里下河地区旺盛的文学生命力。

    我觉得我们已经长久不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学了。文学对普通民众，对乡土和地方变得遥远了，对大众来说，文学是别人的事。文学的活动，文学的研究，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事都变现“势利”了。文学有时就在比谁定的作品挣钱多，或者，比谁的作品“文学性”强，技术含量高，或者，比谁拿的奖多，拿的奖高。就是少有人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少有人关心一个地方，一个社区，还有没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这些地方和社区中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他们还有没有自己的写作者？社会的唯发展论、利益追逐与技术崇拜也在对文学产生影响。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

    现在，终于提到“艺术民主”了，提到民众在文化中的“自我表现”了，我们能否从文化民生的角度讨论一下文学的位置，将重心下移呢？

    应该向刘仁前们致敬，向这些坚持在地方，书写地方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是地方的文心和文脉。

    今年年初，刘仁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香河》《浮城》，《香河》是第二版。这两部作品都是写他的家乡里下河的。在我看来，两部作品是一个系列，有着内存的联系，《香河》的故事时间是在文革，但刘仁前不是写文革，而是写里下河的文化，写里下河的风土人情。因此，作品是散文化的，除了柳家的故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完整的戏剧性的故事单元。刘仁前实际上是以里下河地区的节气和农事为叙事线索的，一方面是里下河地区富有特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亦农亦渔，一方面是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丧。自然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记忆里那个年代如大事记一般的重大事变，但也就仅此而已，外面的政治风云似乎未曾对这个从地貌上看似“锅底”的小乡村产生想象中的影响，人们一方面以普通话重复着上面的口号，一方面依然故我地以方言安排着自己亘古不变的生活。这种两张皮的结构很有意味，我觉得这是刘仁前对中国乡村生存方式的直观写照，至少，这是中国乡村在近年城镇化之前顽强的生命力和它对中国社会传承与稳定的独特贡献。这其实就是社会学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在最初的意义上，“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在中国乡村，来自城市的政治与权力并不如初始的那么强大，它们被乡村的宗族力量、乡规民俗和民间宗教等“小传统”消解和重新表达。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刘仁前用他的“香河村”叙事完整地呈现了在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华东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

    《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刘仁前的视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所以，有出版商曾建议将作品按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来出版。这显然是对作品的有意误读。《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的无缝对接不是偶然的，刘仁前显然试图给我们一个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所以，《浮城》并不是官场小说，它的着眼点是非政治学，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如果从官场小说的角度讲，现在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什么看点，因为现行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与为官策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刘仁前的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在与泰州朋友交谈中，他们对扬州、泰州这个江苏腹地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市县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浮城》中写到的兴化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任何地方，它们都是话题。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其实，这也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一种解构和重塑。这样的叙述还是一种策略，官员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人们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也因为《浮城》中类似的个人体验和个人情怀，我曾经想从青春记忆与个体成长仪式上来讨论它。作品中的许多故事和场景作为原型刘仁前都是亲历者，而那段岁月对作者来说是他成长和改变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不可能释怀，迟早要以文字来纪念它。但是，由于文本的“客观性”，我还是放弃了这一角度，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蔽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官员，你被赋予了多种身份与角色。小说开始于柳成荫从邻县调回自己的家乡任县委书记开始，这里是他的故乡，他的父母和亲戚，有他的同学，昔日的恋人，有他的老同事，老领导。每个官员和属下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柳成荫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与事。所以，刘仁前没有把柳成荫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人”来刻画，他也不可能这样。于是，柳成荫不能不与昔日的恋人陆小英重叙旧情，也不能不考虑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与那么多关系和权力周旋，面对乡亲们的劳动与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丧失了“大局观”，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在故乡短暂的政治生涯。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相较于《香河》的香河村，《浮城》的楚县更为广阔，刘仁前显然是将它作为里下河风土的典型来书写，因此，笔法与前者稍有不同，更硬朗，更概括。如果说前者以画面和气氛见长的话，后者则以线条知性为胜。

    结论和理由都是明摆的，刘仁前们的意义不仅是地方文学原创力的有力体现，更在于他们的书写是故乡的文学传记。也许人们会质疑后现代社会地方性写作的意义，但，第一，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第二，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构成了与“通用写作”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第三，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文学的地方性写作不是采风，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不是奇异景观的炫耀，而是由当地文人书写和创造的当代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亲和性，它关涉到地方经验的存留。我们的地方正在消失，城镇化使传统的乡村趋于消亡，正因为如此，地方的想象、书写和记忆的打捞就有了文化抢救一样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地方写作的伟大传统。今天，仍然还有许多作家，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更大的文学舞台，专心地为自己的故乡写作。他们也许一辈子都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在故乡，他们的作品注定比那些伟大的作品流传更久远。

    （本文发表于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