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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共产主义ABC（二）

作者：笨笨的姥爷更新：2020-07-22 10:38 字数：2245

    文处长是按照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知程度出的考卷，既然是“ABC”，肯定就是一般的基本常识了，他认为这是准备入党的同志应该具备的起码的知识，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入党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吧，你要进入一扇大门，你得知道进来干什么吧；为了干什么，为了干好什么，你总得对大门里面的情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吧。

    这是对学员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作为处长应该掌握的基本情况。既然是准备入党了，那你对党了解多少，我总得知道吧。也相当于初中入学以后的分班考试，成绩好坏影响不大，但要进入什么快班（尖子班），如果太拆烂污，就不好看相了，叫想帮你说话的人都不好意思开口呢。

    考试题目以常识性知识为主，没有时政性的。文处长认为，常识性知识是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而那些可能会随着历史、形势变迁而改变的题目没有。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可能又换了一种说法的题目，文建国不感兴趣。还有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题目也没有。他现在做事，喜欢尽量把握在“基本的”“本质的”“原则的”范畴，以回避，今天正确，明天“贻笑大方”的事情发生。

    最后一道题目是文字题，“联系你身边的共产党员，谈谈为什么要求入党”。这是送分题，每个人都可以写得满满的，他知道“积极分子”们对这一条题目，肯定信手拈来，也不可能写错，应得分给了40%，让大家兜个底吧。文建国不能免俗。

    文建国显然是误判了行情，考卷交上来之后，居然没有一份考卷可以达到及格水平。文字题就满打满算，给40分吧，仍然没有。因为其他题目竟然是以空白为主。

    文建国偏偏对最后一题没有丝毫兴趣，肯定是千篇一律，味如嚼蜡。这一条题目本来就是送分的。文处长不想看，看了也是浪费时间。

    空白之多和回答错误，花样百出的内容，让文建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可悲可叹亦可泣——难怪一开始就有两位年轻女教师眼睛急红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现今的青年教师，不，应该说，现今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更准确地说，现今要求入党的青年教师的政治基本常识竟然匮乏到如此地步？

    比如，问《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谁？那回答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全对。唯一让人欣慰——如果值得欣慰的话，虽然写错了，但还都是写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没有犯下原则性的严重错误——文处长自嘲——幸亏没有，大方向基本正确。问题也许就不算太大了吧。

    比如，默写《国际歌》歌词。有相当多的学员写的是《国歌》歌词。文建国分析，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平时唱《国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唱《国歌》？抑或一时紧张，眼睛看花了，看丢了一个字？会不会有同志认为，不会是文处长老眼昏花，多了一个字自己还不知道？还是说，《国际歌》没有丝毫概念，考虑到考卷上空白不好，勉强用《国歌》代替。说不定他文处长也不看内容，不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四十余名学员，除了最后一道文字题，没有一条题目能够全部回答正确。一个学员也没有。呜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在入党积极分子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印记？文处长不无担忧地想。

    文建国没有勇气把这份考卷给党内同志做。他实在吃不准，做得好吧，你文处长在干什么？做得不好吧，你文处长想干什么？而且那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就不是处长的职责范围了，那必须由党委书记发话了。可是今天的考试，他并没有向党委书记汇报。在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上，有点小动作，问题不大，在组织处长的职权范围之内。

    在培训班的结业式上，文建国处长自然是一番“训话”，这也是他第一次面对成人，可以称之为“训话”的讲话，反正对象以小青年居多。

    他先表扬了一位女老师，因为《国际歌》她写了三句——可是文建国感觉这表扬充满了讽刺和嘲弄。接着他说：

    “试卷上的题目，如果把最后一条文字题排除在外，没有一个超过20分的。就是说加在一起计算，没有一个及格的。最高分，我也不公布了，公布出来，我第一个难为情，因为我是组织处长。

    请同志们自己考虑，《共产主义ABC》考试不及格，怎么入党？你如果表示不想入党了，我给你们讲的话，就是废话，就是对牛弹琴，是我不适时宜，考试不分对象，讲话不分对象。如果你坚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你们看，怎么办？”

    文处长说到这里停下了，一分钟，三分钟？会场上出现一阵令人难堪的冷场。他看到所有的学员都低着脑袋，还有女同志抹眼泪了。

    “今天的考试结果很难看，是你们的责任，也不全是你们的责任（谁的责任呢？我文建国说得清楚吗？当然，还没有轮到是我文建国的责任，这是我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希望同志们好自为之，考虑考虑。”

    文处长说得很慢，声音也不大。说一句，停一句，眼睛还不停地在会场上扫瞄。没有一个“积极分子”好意思与文处长对视。

    他想，是自己的共产主义情结太浓厚了（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是自己受“文革”影响，太“左”了（绝对不承认）；是自己心血来潮，信口开河，是对前任处长党建工作的否定，抑或是想对党建工作进行创新？文建国无法给自己下结论，到底属于哪一类？

    会场里的“积极分子”们大气不敢出一声。都是当老师的，平时学生考不好，且是全班考不好，老师非发火不可。看看文处长，平时也挺儒雅的，不发火，不骂人。此刻他也没有发火，也没有骂人，可他说的话，就是那种骂人不带脏字的话，句句敲在心坎上，敲在榆木脑袋上，让人只恨座位下面没有一个地洞可以钻下去。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你们。”文处长的口吻放缓和了一些说，“这说明我们党建工作的薄弱和淡化，包括社会舆论的大环境和我们党组织的小环境，统统缺乏正确导向。理想、前途、信仰等等，已经不再是‘热词’，甚至在平时为人们所不齿。人们变得更实际更时髦更市侩更庸俗更利己更唯利是图，甚至是更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