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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受屈辱建国打人(一)
作者:笨笨的姥爷      更新:2020-04-12 09:46      字数:2260
    第一部  第53章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莫过于别人拿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开涮。我说不清楚我那次动手打人之前是怎么考虑的(大脑短路了),反正就是怒火中烧,“是可忍,孰不可忍”吧。后来我时常反省,以“不迁怒,不贰过”来修养自己,让自己的道德修养不断完善。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居然打人了。告诉谁,谁也不信。一个温文尔雅的下放知青怎么可能打人呢?而且被他打的竟然是贫农代表的儿子?打人无所谓,被打对象的身份是个问题。

    付家村四个知青里就数他平时对人最友善,说话最客气。说另外三人中的某一个动手打人都有可能,唯独说是文建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说的人多了,也有人相信了。说,狗急跳墙,兔急蹬鹰,没什么奇怪的。那两天,付家村生产队的人议论纷纷。

    文建国打人确有其事。

    那年夏季,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付晓霞鼓动文建国和她一起报名,本来文建国心里并没有底气,但他也实在经不住大学的诱惑,还有付晓霞的蛊惑。何况“5·16”的疑似问题,时间过去也一年多了,似乎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大队早已把他推荐到公社初中做了代课老师(其实是付晓霞活动的结果)。

    有了付晓霞的撺掇,文建国自然跃跃欲试,作为代课老师,报考师范院校应该说是个优势,也许行吧?再说,不是“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吗?他甚至下意识地想到,我倒要看看这句话是真,是假?是偏重于第一句话,还是偏重于第二句话?

    文建国报名填表,两个志愿,一所大学,一所中专,都是师范类。他知道,其他院校根本没有可能,他也不想。大哥怀祺当初读的就是师范专业。

    招生发榜,文建国名落孙山。同时他却听说一个校友,是高干家庭出身,当初下放时找出种种理由逃避下放,下放后又找出种种理由长期逗留在城里的校友,如愿以偿,被全国重点高校政治系哲学专业录取。文建国虽然心里本来底气不足,知道家庭出身的问题多多少少总会有点影响的,但他内心总是十分地不服气。凭什么啊?政策上是“推荐”,具体操作的时候却在凭关系,凭后台,凭家庭出身?

    后来文建国知道了葛延生们都是这么轻而易举地上了大学时,就见怪不怪了,反而笑自己太幼稚,太不懂社会。他甚至想得更多,为什么革命者以青年人居多,那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又充满着激情和憧憬,一旦他们对社会了解了更多,知道了“不过如此”,其年龄也大了,革命性就将发生动摇,革命意志也就慢慢地衰退。所谓看破红尘是也。

    文建国落榜以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是在几个插友的怂恿下,还是独自跑到公社,去找公社政工组苏组长讨个说法。

    若干年以后,他可笑自己的做法。为什么自己真的就相信可以秉公推荐?看看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人,特别是能够推荐到名牌大学的人,有几个人是没有家庭背景的?笑话!

    青年人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决定着今后的走向,第一步走高了,今后就有可能在高层次上继续行走,所以有人始终是社会的宠儿。即使后来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并不看好,可是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谁也无法将其打入冷宫。何况后来还有许多在学历文凭上可以“洗‘黑’”的途径。时间一长,“工农兵学员”就淡化了,先是改名为“大普”,再后来,“大普”们反正都有了后学历(更高的学历)。“大普”不“大普”?多大事儿!

    再后来,就学历文凭而言,文建国也有了新的看法。

    小说《围城》里的“克莱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迪·音帕沃(权力文凭——Diploma in power‘迪普劳码 音帕沃’)”——“迪·音帕沃”是文建国的首创,其冠名权归史静老师所有——是否能得到社会更广泛认可?建国不抱有希望。但他个人坚持这么一说。

    如果说“克莱登”是“野鸡文凭”,是低级的,混吃草粮的贱民混饭吃的手段,是可以人人喊打的假文凭,是一旦揭穿,即一文不名的文凭。比“克莱登”更丑陋,更具有危害性的,则是“迪·音帕沃”。即通过权力获得文凭,并且利用文凭攫取更大的权力,然后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文凭。权力——文凭——权力,螺旋式上升。

    这个文凭的形式不假,绝对有案可稽,它囊括着所有可以称之为文凭的文凭等级。而它的主人绝对不是贱民,也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即使某个具有“迪·音帕沃”的人犯事了,可能会涉及到“迪·音帕沃”的其他人,但也只是此一人此一事,彼一人彼一事,绝对与别人的“迪·音帕沃”无关(文建国很想塑造一个“迪·音帕沃”式的典型人物,但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素材,只好先点到为止)。

    文建国第一次进衙门找领导上访,局促不安。他在办公室外徘徊,见了领导说什么,领导可能会怎么回答,他一一做好了预案。可等他真的见到了苏组长,却想不起来刚才自己准备了些什么。

    苏组长独臂,坐在办公桌前,用左手写着什么。他在解放战争南下时,被炮弹炸掉了右臂。文建国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苏组长,首先肃然起敬,上访的勇气先自减少了三分。为了个人的利益,面对老革命,向领导提出质疑,他已经感觉进退两难了。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的教导似乎已在耳边响。

    文建国当时对苏组长“服从国家的需要。”“尊重组织的选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的说教不以为然(我都懂),对苏组长矢口不谈“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颇为不满。但凭文建国的个性,凭他一个追求美好前途的知青,他只有听的资格,不可能与领导发生争执。苏组长发话以后,文建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一味地感觉憋屈。

    以后文建国自己当了领导,也坐过机关,对普通教师上访,就格外的尊重,格外的同情。谁闲得蛋痛,没事要找领导要上访?上访,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心灵上的煎熬,甚至是对人性的摧残。